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贯穿人民生产生活行动,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区域整体保护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逻辑。各族人民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和价值理念。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表现出各民族共同生活之上兼收并蓄的特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沛资源。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以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的活化实践来提升各族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将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在于强调共同性,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发挥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劲动力。

高原生态保护区内公路施工期地表水评价模型

为了解高原生态保护区内公路施工期造成的地表水环境污染问题,并为施工单位及时掌握地表水环境变化情况提供一定的数据依据及支撑。对公路施工期地表水环境污染源进行分析,选取对于高原生态保护区污染特征具有针对性的水质评价指标因子,建立基于熵权-可拓物元理论的地表水环境评价模型,并结合实际工程验证其适用性及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①选取石油类、高锰酸盐指数、悬浮物(SS)、氨氮(NH_(3)-N)、总磷(TP)和溶氧量(DO)等6个水质评价指标因子建立评价体系,可以综合反应公路施工期对高原生态保护区地表水环境的影响;②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基于熵权-可拓物元理论的地表水环境评价模型得到的分级结果,与单因子指数法及灰色加权关联度法得到的分级结果吻合率达70%及90%,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及准确性。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响应和环境秩序

以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运用地理学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线性扩散接连分析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生态要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①黔东南非遗分布具亲山性、亲水性特点,3个区域的文化-生态要素各有不同;②非遗的环境依赖程度因文化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制作、营造、医药、生产以及饮食酿制类非遗的生态依赖最明显;③非遗具有一定的生态脆弱性,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侵蚀、水质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会影响到文化保护与传承;④非遗一方面依赖生态,一方面也因生态作用而扮演了建构、维系地方环境秩序的角色,直接表现为非遗推动跨县、跨海拔、跨地形地貌的生产分工与合作,在促进民族交流中具有积极作用。

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嵌式发展路径——基于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视角

互嵌式发展是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的重要路径,有利于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实现资源互补,在动态发展中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推动共同现代化进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究共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互嵌式发展内涵,剖析互嵌式发展优势和需求。以本地民众与外来社会力量的共同性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是互嵌式发展的有效路径,即共同就业创业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承担保护和发展的双重责任、共同分享发展红利、共同接受政府的服务和监管。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在综合评价2011—2020年文化与生态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性,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2)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文化生态系统耦合水平均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各城市的耦合协调指数均呈现小幅上升的态势,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明显加强,协调发展优化趋势明显;(3)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中的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对文化生态耦合系统影响最大。

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公众认知、态度及其提升对策——以南城县为例

该文了解了南城县居民对建设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知和态度,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府部门和项目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使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取得更好的成效。该文自行研制问卷开展调查,对获取的417份有效问卷,运用描述分析法对公众认知及态度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公众认知及态度的影响因素。南城县有较好的群众认知和态度基础,需进一步加大居民非遗和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活动及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使公众了解和支持中医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助力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价值审视与路径探析

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基点,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精神,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助力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价值及路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当前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原生场域遭到破坏,传承结构日益空心化及传承观念趋向淡薄化;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对传承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提供政策法规的支撑、维持原生场域的稳定及完善传承结构的缺失。提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助力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践行路径:整体保护与分级保护并重,观念培养与项目发展并重,社会协同与校园推广并重,自我发展与政府统率并重及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并重。

生态保护区地下水环境受隧道开挖影响敏感性评价

隧道开挖会打破原有地下水平衡,导致地下水流失,造成水资源浪费,破坏当地生态环境。而如何有效预测未开挖隧道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并用来指导施工,是隧道开挖过程中减少水资源损失的重点。通过研究隧址区的自然地理、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影响因素,构建评价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建立地下水环境受隧道开挖影响的敏感性评价模型,以厦门地铁3号线南延段万石山隧道为例,对隧址区进行评价。考虑当前研究得出的评价结果多为隧道对环境的整体性评价,而隧道的地下水环境影响由于区域地质条件不同且有断层破碎带等特殊地质会使其存在差异,故按照隧道掘进方向,对不同围岩级别里程断面分别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以断面K5+540为例,其综合评价指标为2.8648,属于一般~较强之间;整体隧址区地下水环境可分为影响敏感性较强~强、一般~较强、一般~较弱、较弱~弱等4个层次。经现场物探和其他评价模型应用验证,分区结果具有合理性和可靠性,可为工程防排水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路径探索与思考——以赣南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

赣南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是客家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和组成部分。设立赣南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是对赣南客家文化进行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有效尝试。通过对赣南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过去十年建设的方法路径进行总结,指出该保护区建设中存在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整体性保护意识不足、民众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短板。赣南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应该强化政府负责、部门协作、民众参与的工作格局,提升整体性保护水平,提高民众主动参与的意识,推动以非遗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使保护区建设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前行。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样本来源,对有关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结合CiteSpace的科学计算与可视化方法,从发文时间、作者和单位、关键词共现方式、关键词时间线图等对1995年1月-2022年8月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研究成果展开分析,发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促进了地方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地方文化的保存和弘扬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益。

白云生处——浙江天目山国家生态保护区民宿产业考察记行

为考察国家级生态保护区的新产业格局,笔者走访了位于浙江杭州临安区天目山国家生态保护区,对保护区域内的民宿产业做了调查。仙人顶。笔者多年关注民宿产业发展状况这一课题。曾在多年前的一个夜晚,笔者与一位曾经担任过多家五星级旅游大酒店的总经理问及他所从事的行业未来方向,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宿”。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

本研究选择中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使用DPSIR模型,从经济活力、民生保障、环境改善、文化教育和资源协调5个维度构建了28项指标。采用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法分析2015—2020年中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生态文明的发展状况。研究得出:第一,民生保障(0.316)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最强。第二,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平均年增长量约为6%。第三,与生态文明关联最紧密的因素是资源协调(0.753)和经济活力(0.609)。因此,为拓宽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的生态文明建设方式,需要健全教育制度体系,提高民众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度,培养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文化生态保护区助力非遗保护与传承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作为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以布依族、苗族文化为主体,融入中原文化,形成了黔西南州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设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使黔西南州地方和民族文化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有效保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能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订保护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论景观生态保护区

提出景观生态保护区的概念，阐述了景观生态保护区不同于纯自然保护区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功能分其为４种类型：阻滞性、连通性、资源性和缓冲性保护区。讨论了天然来源的景观生态保护区和人工建设的景观生态保护区的不同特点和演化趋势，以平潭岛为例提出应把景观生态保护区规划纳入国土规划中进行建设。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基础与规划特征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区域整体保护的一种有效的实践模式。作为一种新的规划类型,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的编制方法与技术尚不成熟。本文首先对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就与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相关的包括文化生态学、文化地理学、城乡与区域规划、景观生态学等学科进行了全面论述,在对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特征剖析与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核心,针对文化生态系统特征,将空间规划与文化生态保护规划有机结合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模式。

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不同林地土壤团聚体分形特征

对九曲溪生态保护区次生阔叶林、马尾松人工林、竹林和茶园4种类型林地土壤团聚体的分形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分形维数与土壤平均质量直径和几何平均直径及理化性质的关系。结果表明:4种林地土壤团聚体的分形维数均为2.375～2.658(干筛)和2.627～2.863(湿筛),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在0～20、20～40、40～60 cm土层均表现为:阔叶林<竹林<马尾松林<茶园,且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增大;4种林地干筛和湿筛条件下>0.25 mm的团聚体百分数和>5 mm的大团聚体百分数与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表现为相反的变化趋势,即阔叶林的最大,竹林和马尾松林次之,茶园的最低;而结构体破坏率与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表现为一致的变化趋势,0～60 cm土层为阔叶林(21.31%)<竹林(26.18%)<马尾松林(31.98%)<茶园(38.25%);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与平均质量直径、几何平均直径及土壤理化性质关系密切。次生阔叶林土壤疏松,持水能力强,土壤有机质及养分含量高,土壤结构稳定性好;竹林和马尾松林次之;茶园土壤结构稳定性最差。

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对九曲溪生态保护区5种典型的土地利用方式(次生林、人工林、经济林、茶园、稻田)0—20 cm表层土壤性状进行分析,并选取与土壤肥力质量关系密切的土壤容重、pH值、有机碳、全氮、全磷、水解氮、有效磷、速效钾作为土壤质量评价指标,运用土壤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5种土地利用方式各评价指标均表现出差异显著(P<0.05);与次生林相比,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容重增加,土壤孔隙状况、持水性能及大部分土壤养分呈下降的趋势,人为施肥使茶园土壤有效磷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土地利用方式;5种土地利用方式按土壤质量综合指数排序为次生林(4.046)>竹林经济林(2.944)>稻田(2.632)>马尾松人工林(2.478)>茶园(0.569)。因此,在水热条件较好的南方地区,采取封山育林和种植阔叶林的植被恢复措施更有利于提高土壤质量。

东昌湖生态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模糊评价

目的以东昌湖生态保护区为实例,探讨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方法依据实地调查资料,运用模糊数学的理论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结果通过对保护生态旅游资源进行多级模糊综合评价,得出东昌湖风景名胜区在4景区中的综合分值最高,为0．72;其次为凤凰苑农业科技园,其综合分值为0．69;最后为姜堤乐园及梦幻乐园,分值均为0．56。结论根据实际评价结果, 认为单体发展模式与整体发展模式相结合是促进保护区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

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安全隐患及对策研究——以湖南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为例

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运行良好能够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地活态保护及传承。本文指出了在建设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即政府主导力量不足,为保护而保护,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失去长效机制;原住民的文化主人身份未能得到充分体现,造成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原动力的缺失;民族文化开发过度,造成对民族生态文化的严重伤害。并以此对正在建设的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提出建言,以推进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健康、有序、规范、持续发展。

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探讨——以江苏省高淳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

文化生态保护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地存在于其所属的区域及环境中,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态传承、可持续性保护的重要载体。通过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实践。研究归纳了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策略,并结合江苏省高淳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实践,通过文化生态资源与文化生态分析,指出村俗文化是高淳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民间传承是高淳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从文化价值和特色价值两大属性对保护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评估,划定"三个核心区、两条文化线路、四个文化节点"的保护格局;将保护方式分为抢救性保护、群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四类开展分类保护,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