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资金多元化来源制度体系构建

我国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成效,重要原因之一是未建立有效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导致回收处理资金严重短缺。基于庇古税的理论逻辑、“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法律依据和部分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我国有必要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实现“三化”治理目标的多元化资金筹措路径。在生活垃圾收费政策设计上,应以多元化的计量收费制为主、定量收费制为辅作为过渡方案;待政策环境成熟后,可全部实行多元化的计量收费制,包括随袋征收计量收费制、粗大型垃圾计量收费制、差别计量收费制、累进计量收费制、计件计量收费制等多种收费体系。能否有效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有赖于系统性地改革我国长期存在的废品回收模式,运用激励性和约束性并存的经济手段,规范引导生活垃圾排放行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三化”治理目标。

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国外研究述评及启示

生活垃圾分类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梳理1995—2022年国外学界关于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学界围绕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法规、社区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主体多元化等主题,形成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国外研究对于推进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在于:应重视生活垃圾分类研究的公共治理视角,应重视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并举应用和创新,应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研究,可以探索“工具—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生活垃圾分类阐释体系。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组态效应——基于秦岭国家公园周边农村的调查研究

秦岭被誉为中国的中央水塔,以秦岭国家公园为抓手旨在保护秦岭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农户是当地生态环境的亲密接触者,该区域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直接关系到水源地土壤和水体质量,对守住秦岭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以及践行“一江清水送京津”生态理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解释框架,利用秦岭地区1431个农户访谈案例,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试图探索多种因素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联合效应”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1)环保态度、社会信任和感知行为控制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多样化组态形式,高水平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可归为“感知拉动+信任驱动”“社会信任拉动”和“态度拉动+感知驱动”三类路径;(2)人际信任和污染感知程度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牵引力,而环保态度是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重要内部驱动力;(3)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感知程度和制度信任均能有效弱化分类认知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消极影响。

环境规制影响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了吗?

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乡村旅游地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SOR理论构建相应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乡村旅游地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有积极影响,但对其主观幸福感则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环境污染感知和主观幸福感在环境规制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鉴于此,推进乡村旅游地区人居环境的有效改善,需要制定和实施适宜有效的环境规制,并设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农民参与和长效管护机制。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已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在公民环境社会参与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值得深入探讨。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政治资本获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实测政治资本获取的传导机制以及生态素养的边界条件,揭示公民环境社会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机理,为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现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量化评价研究——基于46个试点城市175份政策文本

政策内容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完善现有的垃圾分类政策内容,是指导政策更好落实的重要手段。选取2000年至2023年7月之间46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175份政策文件进行文本挖掘,构建包括顶层设计、系统建设、保障机制、资源支持四个方面以及16个一级指标在内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PMC指数模型对政策内容的一致性与合理性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试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PMC指数总体均值为11.73,符合预期及以上等级政策文本占比为78%,但指标间差距较大;试点政策文本得分区间为7.92—14.08,政策文本内容一致性水平差距大;不同地区的政策文本质量具有差异性,东部地区17个试点城市政策文本质量总体较高,而东北地区4个试点城市政策文本PMC指数均值较低。基于此提出建议: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规范性文件建设中应重点关注系统建设、保障机制、资源支持;完善源头减量等关键性目标以及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因地制宜补齐各区域政策短板。

乡村振兴背景下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路径思考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长期主题,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呈现种类多元、总量加剧的趋势,严重阻碍了农村环境与经济一致向好的目标实现。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能有效进行源头减量,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效率。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我国农村区域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政策法规供给不足、资金投入不均且来源单一、农村居民缺少行为驱动、治理与监督模式不佳等现实问题。应当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规范系统,保障引资用资的合理有效,因地制宜的开展村民环境认知培养与行为激励,在多项流程中加强协同机制,通过软性与硬性手段的结合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双路径驱动与情境因素调节效应

培养城市居民形成垃圾分类习惯对于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沙市7个样本行政单元(区、县)20个社区1028份实地调研的居民数据,构建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机理模型,探讨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发生机制和行为转化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从影响机制来看,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是自主性驱动和习惯性驱动双路径驱动的行为过程,且习惯性驱动起主导作用,自主性驱动存在“态度→意愿→垃圾分类行为”“主观规范→意愿→垃圾分类行为”以及“感知行为控制→意愿→垃圾分类行为”三条作用路径。从情境变量的调节效用来看,人口统计特征、环境因素、政策因素对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转化、习惯向行为转化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家乡情怀、感知价值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基于“刺激—反应—行为”理论,将家乡情怀、感知价值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福建省311份农村居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乡情怀和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乡情怀、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探讨发现,感知生态价值和感知社会价值在家乡情怀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鉴于此,提出加深农村居民的家乡情怀,营造关系紧密的乡村氛围;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感知价值水平,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参与度,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高绩效路径研究——基于北京市100个社区的组态分析

厘清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获得高绩效的途径,对于认清我国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以及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转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组态方法对北京市100个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党委政府、社区和居民3个层面主体发挥作用并形成协同互补,是城市社区获得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高绩效的主因;居民的参与意愿对于获得高绩效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因此建议,完善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及基层社区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转机制,既要重视改进党委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也要重视培养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参与意愿,使治理主体的作用形成良好协同互补。

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市场化研究

生活垃圾分类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的有效平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深远意义。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市场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了分析,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统筹谋划,靶向失策,系统改革的工作思路,对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市场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业院校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广州某农业高校大学生的调查

基于对广州某农业高校本科生的问卷调查,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研究发现,意愿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最大,主观规范通过意愿对大学生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最大。生活垃圾分类与美化生活教育融合、与专业实践教育融合,完善校园生活垃圾配套设施,提高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便利性,加强日常监督,开设绿色账户等激励机制可促使大学生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其优化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会议指出这项工作关系十三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关系垃圾处理中的“邻避”困局能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近年来,垃圾分类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与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我们也应认识到垃圾分类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拥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同时生活垃圾分类仍存在一些亟需改善的问题,应从统一分类标准、健全法律法规、鼓励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解决。

政府政策、村规民约对农村居民自愿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对政府政策(沟通扩散型政策和服务型政策)、村规民约对农村居民不同类型自愿生活垃圾分类行为(自愿垃圾分类素养行为、自愿人际型分类行为和自愿公民型分类行为)的影响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政策与村规民约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对农村居民自愿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沟通扩散型政策对农村居民三类自愿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皆有正向影响;服务型政策仅对自愿垃圾分类素养行为和自愿人际型分类行为有促进作用。村规民约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实施自愿人际型分类行为、自愿公民型分类行为。在自愿垃圾分类素养行为中,沟通扩散型政策与村规民约呈现出替代效应;在影响自愿公民型分类行为中,服务型政策与村规民约表现出互补关系。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中的难题。分别选取46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所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活动环节,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政策文本分析。研究表明,当前政策工具的使用不够均衡并且政策工具与垃圾分类活动环节之间不完全适配。基于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手段,优化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结构,促进构建垃圾分类共治体系。

关于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升,与此同时产生的垃圾也在与日俱增。据统计,我国城镇生活垃圾基本上每年都会以5%—8%的速度增长,尽管2022年增长有所放缓,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24444.7万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最繁华城市之一的上海,2022年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高达890.1万吨。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类型及其作用——基于中央层面政策文本的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是有效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和政策执行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收集中央层面于2000~2021年颁布的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筛选与编码,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工具与政策作用对象两个维度进行阐述。研究发现,三种政策工具中,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最高;在政策作用对象中,针对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相关政策数量最多。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优化政策工具结构、落实管理以及提升政策匹配度。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价值观-行为差距”实证研究

为了对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差异现象进行验证并分析其产生原因,以北京市为例,研究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价值观-行为差距”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存在显著的“价值观-行为差距”现象。(2)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行为二者一致与否受个性、责任与可行性等障碍因素影响。(3)个性、责任与可行性3组障碍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因此,克服生活垃圾分类“价值观-行为差距”需要全面考虑个体内部与外部环境因素。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1月1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着力解决各地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垃圾分类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各省级、地级及以上城市和部分县级市环卫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海创社区“3344”工作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在“3344”工作机制下,海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率达到95%。今年5月下旬,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在宁波市召开。期间,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宁波市鄞州区海创社区,并给予了好评。海创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何以吸引全国的关注?海创社区于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共6056户、2万余人,由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物业)提供物业服务。自2019年开始,海创社区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3344”工作法,使生活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率达到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