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绩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电信产业价值链演变路径研究

国内外各大电信运营商都在积极地推动电信企业运营模式转型,其转型的原因是电信产业价值链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电信产业价值链演化的动因、演化的趋势是电信企业确定转型目标和建立新的商业运营模式的基础。关于促使电信产业价值链发生演变的原因、演变的模式、演变的趋势以及产业链的演变对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有着大量研究,本文在学者的现有研究基础上给出了关于电信产业价值链演变路径较为完整的认识框架。

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分析

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表明,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并指明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产业链中的知识转移研究:以电信产业为例

基于产业链的组成和知识的特性,研究了产业链中不同企业的作用、知识特性、知识转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产业链的知识转移模式,分析了该模式中知识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和内部化过程。最后通过对中国电信产业上、下游两个企业——华为公司与中国电信之间知识转移的案例分析,为产业链中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提出建议。

基于粒子群算法的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性组合评价研究——以电信产业为例

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只有保持或增强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才能促进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本文以产业技术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以电信产业为例,采用粒子群算法通过对集对分析、因子分析和主成分投影法的组合实现对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性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电信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性较好,关键种企业创新能力、创新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推动等指标对电信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稳定性的影响较为显著,为电信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电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基于31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使用STATA软件分析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2-2011年共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重点在于研究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市场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电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市场绩效呈倒U型关系,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市场绩效的增加无益。同时,结论也表明中国电信产业的固定电话用户规模已经对市场绩效的增长有所贡献,而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和互联网网民规模对市场绩效的贡献不足。

中国电信产业产出效率分析

基于2003—2005年20个省份的数据利用数据包络法,对所列举的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电信产业的产出效率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电信产业技术效率较高,并主要由纯技术效率构成;中、西部电信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效率已经得到明显的提升,但同东部比较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电信产业员工冗余现象严重;电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一个不断提升的阶段,且技术进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

基于FMC的3G背景下电信产业链整合模式与业务融合策略

3G时代电信企业的竞争将沿着产业价值链展开。电信运营商只有积极有效整合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协同运作,才能实现运营商、设备提供商、服务提供商、最终用户等利益相关主体共生多赢的利益均衡格局。本文运用产业价值链整合与重构基本理论方法,以FMC业务为例,归纳分析了3G背景下电信产业链的三种整合模式,并对其FMC运行模式及其业务融合策略展开分析。

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研究

增强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高其抵抗能力与恢复能力,是确保电信产业健康运行发展的重要前提。阐述了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引入冗余理论,研究系统结构和要素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增强电信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策略。

开放环境下我国电信产业政策的选择

随着电信业逐步开放和加入ＷＴＯ承诺的不断进展，中国电信业政府管制和保护不断弱化，而弱化是一个过程，符合开放和加入ＷＴＯ承诺的一定保护措施并不被世界完全排除，中国电信业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也有一定的客观要求。然而，中国电信业选择保护的标准存在困惑，因此，电信的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将发展寄托于不合世界潮流的保护之上，而应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角度上深化改革，摆脱保护的阴影，以便全力参与国际竞争。

主导设计演进过程中的政府作用:以我国电信产业为例

行业主导设计能够带来市场格局的巨大变迁以及技术主导企业的优势地位,为技术主导企业带来巨大收益。本文利用A-U扩展模型分析主导设计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实例分析各国政府在多行业主导设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说明在不同演进阶段政府的行为能够促进行业主导设计的形成,并以我国电信产业为例,说明了政府在移动通信主导设计从3G标准向4G标准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服务质量、顾客满意与顾客价值的关系剖析——基于电信产业的整合框架

众所公认 ,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和顾客价值已经成为任何企业竞争成败的关键因素 ,也正日益成为顾客中心时代的竞争焦点。然而 ,目前有关的研究不仅十分零散 ,而且有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试图以相关研究所忽视的重要产业———中国电信产业为背景 ,通过对手机市场的考察 ,运用基于偏最小二乘法 (PartialLeastSquare ,PLS)的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 ) ,构造出服务质量、顾客满意与顾客价值的整合框架 ,系统地剖析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

电信产业管制分析:基于管制激励理论的视角

本文利用管制激励理论的最新成果,建立了一个电信产业管制模型,并通过放松电信管制机构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分析在此约束条件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立法者的最优管制政策。研究结果表明:(1)立法者采取的最优管制政策由两种相反方向的力量决定:一是电信管制机构能被激励相容的概率的大小,二是电信运营商贿赂的成本的大小。(2)提高电信运营商行贿成本和管制机构的风险偏好,可以使被管制企业如实地显示出其成本信息。

电信产业默契合谋的存在性与稳定性分析

合谋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易出现于寡头垄断行业中。合谋的出现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对整个社会福利造成损失,因此应当尽量去除。电信产业是一个典型的寡头垄断产业,电信运营商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易出现合谋,特别是默契合谋。所谓默契合谋是指寡头垄断厂商以一种纯粹"非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合作。本文首先应用古诺模型对电信产业默契合谋的存在性进行理论分析,并举出实例予以佐证。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进一步证明了电信产业默契合谋具有不稳定性,指出运营商之间的合谋是一个"囚徒困境"。进而应用冷酷策略,研究了电信产业默契合谋维持的激励条件,并从成本对称性、市场信息透明度、产品差异性、卖方集中度和技术进步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影响电信产业默契合谋的相关因素。并指出现实中,默契合谋和价格竞争往往是交替出现的。

中国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电信产业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反垄断机构对电信产业的介入将逐渐加强,从而使电信产业管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的协调问题逐渐凸显。本文引入协调博弈的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两类机构的协调博弈模型,对直接影响协调成功的策略互补性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协调失败的原因及其改进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加强策略互补性的动力机制,最后提出了促进两类机构协调的政策建议。

中国电信产业垄断分析——基于剩余需求法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电信业,各运营商的市场地位失衡,有效竞争格局远未形成。由于电信业内的厂商并非完全提供同质化产品,因而对垄断势力的测度出现了困难。而利用剩余需求法可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运用剩余需求法对中国四大主要的电信运营商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四大电信运营商的垄断势力相差很大,其中,中国移动的垄断势力最大,中国联通次之,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最小,而这种局面不利于我国电信业有效竞争的形成。

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市场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以电信产业为例

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从宏观上为产业营造了市场竞争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提高运营效率的外部动力。与这种产业组织改革的制度性变迁相呼应,企业组织的内部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由此,本文讨论了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市场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的三个主要问题:所有权的多元化如何改善对投资者的激励;市场化改革如何从外部和内部增进管理层的激励;如何通过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牵制制度和科层制度以实现对管理过程的激励。

我国电信产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的视角

在我国电信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仍存在许多问题。原先单向的产业价值链已经不适合描述我国电信产业实际。竞争加剧、市场细分使得传统的电信业务价值链由原来简单的几个环节逐渐向复杂、多环节发展。从而在产业价值链中引入了生态系统概念和构建了电信产业生态系统模型,并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对我国电信产业健康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电信产业行政垄断及其绩效的实证分析

中国电信产业是典型的行政垄断产业。对中国电信产业行政垄断程度及其绩效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电信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同时对中国其他行政垄断产业的研究与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ISCP框架入手,对中国电信产业的行政垄断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垄断给中国电信产业带来的绩效影响进行实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