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下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探析

作为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电子数据侦查取证应以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数据分类分级理论、数据主权理论和数据权利保护理论为基础。现阶段,电子数据侦查取证存在收集方式和取证主体相关规定失当、审批程序监督制约不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适用、跨境调取合法性受到质疑等困境。在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逐渐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应以《刑事诉讼法》第4次修改为契机,从重构多元化的取证方式、强化审批程序与监督制约、构建体系化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完善相关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入手,破解以上困境,塑造具有现代法治意义的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模式。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困境与破解

刑事跨境电子数据获取是治理跨境网络犯罪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难以实现对境外电子数据便捷、高效获取的目的,而单边跨境远程取证制度和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制度又易产生司法主权方面的争议。国际上对构建何种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形成了“数据存储地”和“数据控制者”两种模式。从维护本国数据主权的国家利益出发,我国应采用“数据存储地”模式,从四个方面完善刑事跨境电子数据取证制度。一是简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取证制度,实现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便捷、高效;二是在比例原则下借由“危难或危急情况”“权利人授权的行为”“存储地不明”三种例外情况的取证路径,灵活开展单边跨境远程取证;三是以保存加协助的方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电子数据;四是依法认可非官方提供的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收集应当被纳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修改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但是电子数据收集纳入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尚未获得足够重视,这与电子数据收集在刑事诉讼中日益重要的客观趋势不相符合。将电子数据收集纳入《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基于以下三个事实:一是电子数据收集在侦查实践中越来越被依赖;二是将电子数据收集手段纳入《刑事诉讼法》进行规制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三是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为将电子数据收集纳入《刑事诉讼法》奠定了可行性基础。理论界对电子数据证据属性、电子数据取证程序构建及个人信息保护等议题已做出大量贡献,为电子数据收集的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同时,我国在电子数据收集立法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真实性审查规则已日趋完善。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纳入电子数据收集的内容,是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对于平衡追诉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促进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新发展——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代表的法律文件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在厘定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基本概念、细化取证程序规则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体系。上述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境外取证与境内取证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纳入侦查行为范畴,并以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区分为标准构建二元化的搜查、扣押取证规则。同时,在尊重电子数据技术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取证主体的专业技能,明确取证范围,细化取证程序,协调境外与境内电子数据取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刑事电子数据取证体系。

权力控制视角下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研究

初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初查侦查化”,呈现出与侦查权力相近的强制性色彩,但尚未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制之中。“初查侦查化”主要集中在初查阶段的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之中,具体表现为电子证据的取证手段具有强制性,大数据侦查在初查阶段屡有使用,初查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不足,初查阶段有关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定不完善。为保障初查权的顺利运行,实现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中的权力控制,有必要以基本权利为基点规范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优化刑事诉讼的立案标准,加强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完善初查阶段相关的法律规定。

电子数据网络远程勘验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网络远程勘验是对跨地区远程计算机系统中与案件有关的电子数据进行检查的一种取证方式。但现行法律对于网络远程勘验的定位不清,相关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授权性规则多于限权性规则。对此,应将网络远程勘验作为侦查体系中搜查的一种形式,明确其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性质,完善其程序规制。

网络犯罪电子数据取证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案件证据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网络犯罪作为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负面产物,其所具有的隐蔽性、智能性、复杂性等特征给侦查机关收集、固定、提取电子证据带来了诸多挑战。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然而,一些侦查人员取证能力欠缺、取证程序不够规范、取证协作不够畅通等问题尚未解决。因此,在网络犯罪电子证据提取的实践中,应当积极探索应对犯罪分子反侦查的措施,大力提升取证人员专业能力水平,加快推进取证程序规范化,充分保障协作取证制度运行,确保网络犯罪电子数据取证工作顺利开展。

云存储与区块链相结合的电子数据共享模型研究

为解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其他司法单位间电子数据共享中存在的低共享程度、安全性不足以及业务协同效率低下等问题,综合运用云存储、区块链、非对称加密、密文可搜索和代理重加密等技术,提出了一种云存储技术与联盟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电子数据共享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表明该模型能够在公检法等司法单位之间实现电子数据的高效、安全可靠和可溯源共享,从而提高了司法协同效率,而且为司法领域的数字化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框架,对推动司法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浅析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取证主体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电子数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首先回顾了电子数据在刑事与民事诉讼中的不同待遇,指出在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采纳率较低,主要受限于取证主体的法律素养与信息技术水平不足。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247份涉及电子数据的民事判决书,发现当事人自行取证的电子数据在法庭上常受到质疑,且证明力有限。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电子数据取证主体在法律基础与电子信息技术水平方面的局限性,以两个具体案例加以阐述。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四点建议以提升电子数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一是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电子数据的法律地位与取证规则;二是提升取证主体的法律素养,加强教育培训与资质认证;三是提高取证主体的信息技术水平,以应对技术挑战;四是推动电子数据取证职业化,确保取证活动的专业性和规范化。综上所述,通过立法完善、素养提升和职业化建设,可构建一个更健全的电子数据取证体系,增强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可信度和效用。

“金课”建设背景下基于知识图谱的公安高等教育课程教学初探——以电子数据取证课程为例

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图谱的研究和应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公安院校作为培养公安人才的摇篮,也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将知识图谱技术充分应用于公安高等教育课程建设之中。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利用知识图谱技术重构电子数据取证课程,使课程适应新型网络犯罪案件侦办需要,以满足现代公安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挑战。

电子数据鉴定体系建设构想

电子数据鉴定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证据,由于其特有的属性,决定了证据的获取、检验、分析及展示均不同于传统证据,需要建立严密、科学规范的电子数据鉴定体系,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及证明力。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大数据背景下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生存"的崭新挑战倒逼我们正面直视传统证据规则的网络"移植"风险。由此产生于"比特世界"的新型电子数据如何进行有效性的审查与认定成为网络证据理论及实务界面临的新任务。新型电子数据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等网络证据规则的生成规律上异于传统证据并具有虚拟性、即时性、转化性等独立属性,由此使电子数据认定中"移植化"模式遭致合法化危机。为此,需要完善网络取证标准与原则,破解真实性认定的合理性困境;完善网络取证规则,破解客观性认定的合法性困境;完善非法网络证据的排除规则,破解关联性认定的有效性困境难题,以利于科学的网络电子数据认定体系的建构。

电子数据取证程序问题研究

规范的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制度,能够帮助电子数据取证工作提升合法性和科学性,这不仅有益于提高诉讼效率,更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目前,受到传统侦查习惯、立法工作对实践需求的关注度不足、取证人员专业技术限制等的影响,我国电子数据取证在程序规范性层面实际上仍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电子数据的出现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原有的侦查结构与程序方法,这种改变迫切需要程序法律规制高屋建瓴地对实践工作进行原则性的引导,同时还要更敏锐和灵活地关注到实务工作中的实际需求,这样才能够确保侦查效率和程序合法合理的同步实现。对此,应以明确取证程序的法律基础作为立足点,依据电子数据取证的程序性原则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取证的法律规范,并以程序裁判机制保障制度实践。

电子数据鉴定风险检视

电子数据作为网络信息时代的“证据之王”,其所承载的案件事实可以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为最大限度发挥电子数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积极作用,助推电子数据鉴定实现从科学事实认定向法律事实认定的转化,有必要对影响电子数据鉴定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梳理分析。基于危险性分析法,对影响电子数据鉴定质效的鉴定人、鉴定程序与方法、鉴定运行的环境三层面风险致因展开多维度、多因素探析,初步范畴化电子数据鉴定风险的内涵构成,为电子数据鉴定的质量监控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明清档案电子数据管理的创新与突破——数据治理的规范构建、模型塑造与系统革新

在数字化时代的汹涌浪潮中,电子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作为明清档案数据资源的核心保管机构,正面临海量电子数据带来的巨大挑战。为了解决海量档案电子数据的数据治理难题,一史馆以创新为导向深入开展课题研究,通过制定具有专业性的明清档案电子数据管理元数据规范,精准构建业务域逻辑模型,开发了功能强大的“明清档案电子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明清档案电子数据管理的重大突破,为应对海量电子数据管理开辟了工作新路径,为大型综合档案馆的数据管理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路与方法,为加强数据治理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技术参考范例。

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

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与传统电子数据在存储介质以及是否具有阶段性上存在差异,以致于传统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规则无法直接被套用。基于链上生成链上存储的电子数据以及链下生成链上存储的电子数据,按照不同阶段就载体、内容分别进行审查,充分考虑区块链作为载体对电子数据产生的影响。当电子数据存储在区块链上时,采用区块链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对区块链进行审查,对链下已经进行过合法性审查的电子数据,由于区块链具有不易篡改性,在上链后仅需对上链前后的电子数据的哈希值进行比对即可。另外,对不满足“合规范性”要求但满足“合正当性”要求的电子数据可予以补正,对不满足“合正当性”要求的电子数据则应当予以排除。这样一来,可以使得区块链技术存储的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更为规范和统一。

电子数据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探究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确认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数据作为"独立证据"的独立性得以确定。但不能否认的是,电子数据证据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电子数据证据的收集、交换、证明力认定方面。文章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在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证据应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建议。

问题与新解:刑事电子数据的最佳证据规则--基于48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由于电子数据具有虚拟性、可复制性、相对独立性等特点,传统最佳证据规则难以顺畅适用。通过对486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可发现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以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来满足最佳证据规则。但该做法不仅与电子数据特性相冲突,还会造成诉讼活动的障碍,从长远来看,也背离数据司法的趋势。证据材料说和原件规则是造成电子数据最佳规则适用现状的根本缘由。学界提出的拟制原件说、置换原件说等不同观点,可划归为优化原件规则和重新解读最佳证据规则两条路径。鉴于最佳证据的概念可塑性强,故有必要重新解读该规则,但应辅以“电子数据信息完整”的新标准。新标准下具备原始性和完整性的电子数据即为最佳证据,审查时可采用比对完整性校验值、区块链存证等方法,而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仅是诸多方法之一,具体如何选择应由司法人员结合“成本、准确性、效率”标准确定。

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之中,这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网络社会飞速发展背景下对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此次刑诉法再修改内容之一将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法治化、体系化,这既是信息网络时代有效打击治理犯罪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在刑事诉讼中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电子数据侦查取证措施的法治化和系统化,需要以数据权利保障、数据分类分级、数据生命周期为其理论基点。需要回应电子数据侦查取证中的权利保障需求,对现有搜查扣押等传统侦查措施予以改进与完善;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网络远程勘验、电子数据冻结等新兴侦查措施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之中;增设数据保存令、数据自动化比对等新兴侦查取证措施;针对电子数据所承载基本权利的差异而设置不同类型侦查取证措施;将电子数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实现对侦查机关电子数据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