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师:作为银幕精神和艺术的标杆

现代电影曾备受质疑,却发展迅猛,靠的是'思想的吸引',而这'思想'就是电影大师关于哲学、历史和文化的'思想'。大师以睿智的哲学和鲜活的艺术赋予电影以价值和魅力,也为电影赢得了观众和历史。一代代电影大师构成了电影艺术的品牌史,电影文化雄伟的殿堂和电影创作真正的经典库。因为说到底,大师代表一种标准、典范,其独具特色的艺术探索,赢得观众喝彩,迅速成为社会公认的电影审美标准;大师意味着一种品位、眼光,由此,电影探索方向被根本改变,而电影在自身疆域的表现潜能也获得极大限度发掘;大师也标示出一种个性、一种自我,其每个'兴之所至','挥洒自如',常常在灵感牵引下到达神奇一隅,创造令人叹服的奇景奇观。一方面,大师是现代电影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电影意识形态本身。

激情为“亚洲新电影”鼓与呼——评周安华《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

细数近年几大主要的国际电影奖项，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亚洲名单：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印度女导演米拉·奈尔、中国导演贾樟柯、土耳其导演塞米·卡普拉若格鲁、韩国导演金基德先后斩获金狮；中国导演王全安、刁亦男与土耳其导演塞米·卡普拉若格鲁擒获金熊；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维拉斯哈古摘得金棕榈；伊朗导演阿斯哈·哈法蒂，中国台湾导演李安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此外，新加坡导演安东尼·陈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短片奖；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蛮多萨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等等。

电影就是生活——浅谈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的电影情结

提及台湾电影,有一个名字是中国电影史无法错过的,那就是侯孝贤。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中,他所充当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旗手的角色,更是一个文化哲人,人性意义上的省思者。作为当今台湾电影界闻名海内外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个性风格的导演。在艺术电影领域,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就好像桃花林尽之外的世态百象,使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邻近又遥远:题材内容的庶民文化特质、拍摄观念的自由与执著、艺术效果的"冰山"与"火炉"。侯孝贤的电影美学观念是深深植根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土壤为侯孝贤的作品提供了从题材到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养分。中国文化是很讲究"根"的,他的影片无论是在表现人的生命的搏动,还是在描述时代转换中人的命运的磨难时,都有意无意地透出了有"根"的厚实和无"根"的失落。

电影大师传记影片的“Life”主题

众所周知,传记影片有一个核心的主题——"Life",其以人物生平所有为素材,借助电影艺术这种特殊的工具还原真相。当然,这类电影多以大师级别的人物为创作蓝本,尽可能地还原他们经历的坎坷与艰辛,以凸显其独特的心理与精神。而为了给传记类影片增添色彩,创作者通常会采用别出心裁的创意,适当地加入一些虚构的成分,以满足观赏者的审美需求,最终实现搭建观众通往大师心灵的桥梁。

“民族·历史·美学”:当代亚洲新影像的文化书写——评周安华新作《当代电影新势力——亚洲新电影大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降，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塑造全球文化共同体的步伐。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既喻示着一个文化同质化（culrural homogenizatiOil）的西方文化霸权时代的全面降临，也意味着‘个差异性文化得以互融共生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时代的到来。因此，如何准确地认识历史语境、合理地善加利用全球化这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使本土文化思想、价值观与美学追求，能够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常青，乃是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与艺术学者们不成文的研究立场与各自的文化使命。

电影大师的时代没有结束

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于2007年7月50日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瑞典各家电视台纷纷中断日常节目，向伯格曼表示敬意。瑞典电影制作所总经理锡西·埃尔温说：“这是损失巨大的一天。非常难以置信，因为英格玛·伯格曼简直就是瑞典电影的象征。”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说，伯格曼对瑞典电影和戏剧的贡献“难以一言尽之”，“他的作品是不朽的”。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说：“他是这个时代的天才。伯格曼去世那晚的法罗岛上，梦结束了，音乐停止了。法国，这片英格玛·伯格曼钟情的、主张‘文化例外’的土地，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摘自《新华网》2007年7月51日、《东方旱报》2007年8月1日） 伯格曼的电影创作成果卓著，从1946—2005年拍过75部影片。他的影片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拥有热情的观众，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电影资料馆曾经于1986年、1991年、1996年举办过三届瑞典电影回顾展，每一届都有伯格曼的影片参展。他的许多影片早已成为学电影的学生必看的片目。为了向这位世人敬仰的瑞典电影大师表示敬意，本期《当代电影》封面人物栏目特别编辑了一组文章。此外，本刊下期的封面人物栏目将献给与伯格曼同日去世的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有人说，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去世，意味着电影大师时代结束。大师的时代真的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大师们用他们的独特的生命体验感知了整个20世纪，坦诚而执著地把个人的生命结构与人类的生命结构触为一体；用他们认识社会的独特视点去认识世界，敏锐而细腻地用镜头去捕捉人类生活的恢宏场面和可歌可注的动人细节；用他们终身所积淀的文化结构去编织丰富的电影文本，用影像去再现人类文化精华和渗透在灵魂中的人类无意识。因此，大师的时代没有结束，他们创造的电影文化将超越时间和空间，流动在璀璨的银色河流中，那一幅幅精美的影像画面将永远凝固在神秘的天宇中。

世界电影大师视觉造型语言中的导演艺术

电影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以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手段,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方式。电影艺术家正是在一定审美理想的指导下,赋予这些视觉元素造型表现的审美价值。电影语言是一种视觉符号,它通过视觉造型而非文字来展开叙事。电影创作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叙事表达,更应该认识到视觉造型作为电影语言所具有的巨大潜能。

一位具有双向坐标的电影人——纪念纪录电影大师、电影教育家孙明经

人们往往感叹人生苦短，幸亏有了书，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才能把见闻扩大到无数倍，甚至等于多活了几个人生。

没有被遗忘的电影大师——评《人民电影的奠基者: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纪念文集》及《千面人生——袁牧之传》

袁牧之（1909--1978）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艺术家之一，无论在电影表演、编剧、化妆造型，还是导演、电影事业管理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重要贡献，可谓中国电影史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主演过《桃李劫》（1934年）等影片，编导过《都市风光》（1935年）、《马路天使》（1937年）等影片。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主义影片的经典之作，《马路天使》一经问世就获得了高度赞扬，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电影大师的另一面

法国著名影星、作家安娜·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的小说新作《少女》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多才多艺的安娜有多重身份，她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士院学士、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的外孙女，从小就在外祖父身边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她还是法国著名的“新浪潮”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第二任妻子。

中国电影大师谢晋导演追思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吃过午饭,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收看午间新闻,突然看到电视屏幕下方的字幕中滚动出一条消息：“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于10月18日逝世,终年85岁。”顿时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谢老的身体向来是很好的呀!我有点不相信地赶紧打开电脑上网查个究竟—结果却从网上看到，

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

瑞典当地时间7月30日，电影史上绝对顶级大师英格玛·伯格曼去世，享年89岁。英格玛·伯格曼，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创造、思想、情感与影响——以张艺谋为中心对电影大师的尺度商榷

对“何为电影大师”和“谁是电影大师”等问题的回答在电影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含混的尺度标准,而对具体概念的使用也相对随意。以张艺谋导演为中心对电影大师的尺度进行商榷可以发现:电影大师在长期坚守个人影像风格底色的同时要在时代的变迁中回应时代的呼唤,对自我风格不断进行探索;电影大师应该在作品中以影像和叙事为依托表述着民族的、历史的且能与时代共进的思想意识;电影大师还应是对电影保持着敬畏感的迷影精神实践者,在电影内外都传达着深厚的情感价值;电影大师必然会通过其作品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实现作品的出走与大师的归来。

电影大师谢晋在江安的日子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用诗人臧克家的名句来形容电影大师谢晋非常适合。谢晋是中国第三代导演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记录了时代，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感共鸣和理想追求。

探究电影大师丹尼斯·维纶纽瓦的美学风格

丹尼斯·维纶纽瓦是加拿大杰出独立电影人,亦是近年来融入好莱坞创作模式最成功的外籍电影创作者之一,丹尼斯的反传统创作倾向与独特的女性主义创作风格具备一定研究价值,本文选取《降临》及《边境杀手》为主要分析影片,结合其他丹尼斯创作的经典电影作品,从剧作及动作性视角入手,分析丹尼斯作品中体现的镜头叙事语言与注重女性意识的美学特征。

荷兰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的烽火中国行

1937年，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在拍摄完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后，了解到另一个虽然疆土辽阔但是国力弱小的国家--中国，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他义愤填膺，当即与美国几位进步人士组成了当代历史公司，决定自费来华拍摄抗战中的中国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