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权中心文化性别观念的根本颠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新解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和性别的不平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土壤,滋生并繁衍了男权中心文化。张爱玲的著名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从解剖"对的世界"、逆转"红""白"世界、以及颠覆"既定的世界"等三个方面,质疑并颠覆了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中的性别观念。作品中的"红玫瑰"(指王娇蕊)与"白玫瑰"(指孟烟鹂)的相互转化,使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婚姻指向和"性"期待互相矛盾、严重冲突,使男性自我中心主义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消解。

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

性描写进入文学领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现象。《金瓶梅》、《肉蒲团》的作者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从人性本能出发，通过对两位典型的性欲狂的描写，竭力渲染和肯定男性对自身生命力的崇拜以及性放纵的性自然观和性自娱乐心理，从而赋予其男性人生价值的象征意义。作品中性描写的手法直观而粗俗，其审美价值负面大于正面。这两部作品所代表的古代小说性欲描写的倾向，尽管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但对其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评价必须持审慎态度。

叙事的男权中心建构

男权中心话语体系与权威意识间的共谋关系深入到了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当电影作为大众媒介普及后,这种固有的世界观难以避免地影响着银幕。随着男权中心世界观影像群的出品与发行,它们在跨文化范围内建立了一种以男性审美观念为尺度的女性价值评价体系,以潜移默化的姿态误导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缺乏判断力的青少年受众,对其进行人生价值取向的误导。也有一部分影片突破了男权中心主义的霸权话语封锁,标志着女性主义电影的发展。

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深刻解构——从徐坤《狗日的足球》谈当代女性写作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文学写作 ,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成为一种群体现象。其主要根源在于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女性在男权中心文化的不懈斗争中获得了一份能够“自我言说”的表达权利 ,女性一方面用性别话语对男性社会和传统文化作深刻的透视和考问 。

当代中国官场小说中的男权中心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写官场人事、描绘官员日常生活、揭露批判官场不良风气的官场小说大量涌现,这一现象显示出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改革问题的严肃思考和深切关注。但新时期官场小说在张扬正义和民主、鞭挞官场丑恶的同时,也对男权中心意识表现出或隐或显的迎合倾向。这主要迹见于小说文本中对女性形象"妖魔化"的塑造方面。官场小说中的女性抑或是男性魅力的反衬,抑或是更高权力的象征,抑或是丧失女性特征的"异类",乃至是男性堕落的主因。这种对女性形象的否定性描写,可谓是残留着或抱有男权中心封建观念的曲折写照,理应引起警觉及认真思考。

男权中心意识的无意识显现——也谈《橘子红了》

本文从《橘子红了》叙事模式和女性人物言说倾向两方面入手,探讨了女导演李少红潜在的男性话语立场使剧本的反封建创作初衷和人道主义思考变了味。在对中国传统宗法制旧家庭的血缘伦常无情批判、嘲讽的同时,是男权中心意识的无意识显现。

女性意识的半觉醒与男权中心的冲突

英芝的悲剧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半觉醒与男性中心冲突碰撞的结果。英芝竭力为自己命运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她一步一步走向沉沦的过程。她实现自我价值、与命运抗争的方式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却又是无奈的,由男权中心的独占所决定的。

论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消解

中国的男权中心制度不仅是女界所要批判与消解的目标，它也严重地压抑与窒息着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位女性作家，萧红在她的小说《生死场》中通过对农村一系列苦难女性形象的描写及各类愚夫形象的塑造．鲜明真实地展现了男权中心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与消解了男权中心文化。

“女性崇拜”与“男权中心”的对抗-《高老头》性别文化阐释

从性别文化的角度阐释,《高老头》里面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从高里奥老头将女儿作为生命的中心、拉斯蒂涅克狂热地追求贵族女性,可以看出文本的“女性崇拜”色彩;而从文本的以男性为焦点的叙述视角、大量悲剧型女性人物形象、作家的女性价值批判之声,又能明显地体会到“男性中心”的存在.本文首先将对于“女性崇拜”以及“男权中心”两种观点,在原文中找出依据进行分析;接着,本文进一步比较“女性崇拜”与“男性中心”两种思想,发现“女性中心”只是表层,实质仍是“男权中心”.

被忽视的男权中心视觉

这部小说可谓四处讨好,八面玲珑,各色人等均不难从中获得某种乌托邦式的替代满足:浪漫生命体验与伦理,道德情操一举而两得,何乐而不为?作为一部深谙读者心理需求的畅销书,这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我唯一觉得奇怪的是,何以许多素以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批评自居者,竞也被它感动落泪,而未能发现小说中明显存在的男权中心视角。

女性意识的半觉醒与男权中心的冲突

不同于以往方方的新写实小说对都市世俗人物和当代知识分子的零度关注，《奔跑的火光》以女性细腻、独特、敏感的视角展示了一场在女性意识和男权主义世界相碰撞的转型时期的悲剧。读者体会到的不再是“超性别”的人性思考，而是对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女性生存的深切关注。方方通过对农村女孩英芝从一个活泼天真的青春少女到被婚姻束缚，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重担和家庭分工的压制下一步步走向杀夫的悲剧过程，

论贝内特的男权话语矛盾

在我国,对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贝内特的研究仍处于"尘封"阶段。以贝内特的"受虐者"心理为切入点,从女性主义角度审视他的三个主要文本《五城的安娜》、《老妇谭》和《克雷亨格》,其作品隐含的男权话语的矛盾:既同情女性,批评或质疑至高无上的父权;又推崇顺从的"家庭天使",呈现出对男权中心的无意识建构。

女神的笑靥——从《私人生活》中的女性情谊看男权话语的突围

中国文学文本中，女性情谊一直在男权中心主义的压制下被歪曲，抑或以贬义的叙述被加以否定，甚至是根本不予涉及。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高潮迭起，女作家们冲破了种种男权中心话语的压制，勇敢地正面抒写了确实存在的女性情谊。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中同性情谊的分析，探讨女性主义对男性的虚化和男权中心主义的突围。

浅析《围城》中的男权意识——以鲍小姐、孙柔嘉为例

关于《围城》中的女性形象，历来是按照叙述者的思路，把鲍小姐、孙柔嘉等人物界定为猎捕男人的可笑可鄙的角色，而读者研究者也往往顺从了作者的思路，对她们嗤之以鼻，却很少能够发现作品中潜在的男权意识。本文将以《围城》中对两个女性人物的描写为例来浅析围城中渗透出来的男权意识。

从女性形象塑造看周梅森剧作中的男权意识

纵观1995年以来周梅森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其文本中的女性群体虽有所增加,但是女性形象却显现出脸谱化、模式化的缺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隐藏在这些类型化的女性形象背后的男权话语,揭示周梅森蕴藏在作品中的隐秘的男权中心视角和父权制价值观念。

林道静的颠覆之路——从女权主义视角对《青春之歌》的解读

《青春之歌》一直被认为是中性文本,是革命文学。此文认为该小说是女性作家在特定时期的写作策略,是在革命宏大叙事中获取话语权利的权宜之计,是一部具有女性意识的潜文本。文中处处可见对男权中心地位的颠覆,对父权的反抗,也有对男权话语的解构。小说主人公林道静个人解放之路与民族之路的结合,预示着革命的胜利,也昭见林道静个人成长的完成,自由的获得。

《傲慢与偏见》的女权主义社会批判意识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所写的一部伟大著作,评论界一般认为,这部作品主要描写了当时世态人情,让人们看到金钱、婚姻的错综复杂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这部作品,发现奥斯丁以其敏锐的女权视角,揭示了当时婚姻的本质,批判了金钱至上的婚姻观,倡导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男女平等婚姻;反驳了男尊女卑思想,彰显了女性形象,表达了男女平等观念;讽刺男性形象,贬抑男权制,进而颠覆了男权中心主义,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女权主义社会批评。

顺从与反叛:从《微神》的颜色叙事看“五四”男性意识的交战

《微神》是老舍存世较少的一篇涉及个人情感世界的短篇小说,在松散自由的结构和平淡细腻的语言中,作者以不同色系和浓淡的颜色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贮存于他内心的斑驳又狂乱、平静又奔腾的艺术世界。颜色的激烈交战实则内蕴着老舍本人内心深处男性意识的冲击,对强大的男权世界和伦理约束的顺从与反叛,为文本涂抹了强有力的对比色彩。从《微神》的颜色与老舍个人情绪感受的对应来审视文本,作者在"五四"时期男性意识的更新、对峙与坚守表现得愈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