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规范与监督: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法治之路

对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监察机关处置权应有之义的体现,还是监察机关实践工作范式的运用。不过,监察机关这一行为在当前仍然面临着困境,包括在对职务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置时合法性上所带来的疑问、容易对司法权产生威胁以及容易造成监察权行使的恣意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在观念上对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规范上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非罪化处置的标准不明以及在制度上缺乏对监察机关这一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最终造成了现实的“困局”。为此,必须系统而正确地认识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明确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标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监察体制改革所预期的目标。

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完善——兼论监督法的修改

当前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存在国家法律规范的供给不足和迟缓、监督工具不够丰富具体、监督程序公开不到位且衔接不足等问题。同时,监察机关“位高权重”,使得权力机关监督略显乏力。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监督法》,扩大监督主体范围,创新监督举措,完善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增设法律责任章节,完善监督程序的具体法律规定;丰富和具象监督“工具箱”,加强对监察相关法律的执法检查,对监察机关发布的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强化监察机关的询问与质询;推动监督程序公开,加强各种监督方式间的衔接,完善跟踪反馈环节,切实增强权力机关监督监察机关的有效性。

地方人大监督监察机关的问题、目标与进路--以湖州市人大监督实践为视角

人大依法开展和加强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以湖州市为例,从机构配套、人大决定、专项报告、备案审查、专委履职、询问安排、人事任免、运行管理等多层面梳理实践做法,为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拓宽思路、提供借鉴。围绕人大更好地监督监察委工作,从合法性、适当性和可预期性出发,坚持审慎稳妥、开放包容,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报告、决定转化监督、人大专委会发挥独立监督主体作用、开展备案审查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和研究,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

制约模式: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模式思考

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有论者基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认为,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的关系应为"监督模式"。从当下改革的理念、规范和实践情况来看,这一模式可能面临诸多挑战,未必能够发挥预期效果。"制约模式"在尊重监察机关在职权范围之内独立行使调查权的同时,通过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审查起诉决定权和调查活动引导权,从而实现两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约。

论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根据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互相配合有助于形成反腐合力,互相制约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公安机关在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要把握好与监察机关的管辖分工,协助监察委员会采取搜查、通缉、限制出境、技术调查、留置等措施,在配合监察机关工作过程中,通过严格执法、规范执法做到互相制约,防止在办案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公安机关还要根据我国立法的变化,适时做好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

我国新修《宪法》第127条首次将“执法部门”入宪并规定了其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制约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宪制问题。在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理下,“执法部门”作为包含诸多职能专业化分工的部门而符合“功能最适当”机关,其作为组织结构合并调整之后的一个属性概念,也符合“机关最适当”承担功能。但从现有宪法文本的规定来看,“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制约关系仍然存在规范结构缺陷、抽象原则壁垒、价值诉求失衡等制度困境。为此,从宏观层面,需要运用宪法释义学的原理与技术,明确权力的核心领域不可侵犯、完善宪法原则的规则化、坚持正当法律程序与司法审查的救济途径,以保证权力配置的合宪性运行。从微观层面,为了提高监察权力运行的效率,有必要通过实体与程序两个维度来完善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协同配合路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需将权力单向监督与双向制衡机制有机协调,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诉求。

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检察衔接及其制约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是监察权的重要体现,检察权与监察权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监察调查权应当体现程序法治与人权保障理念,通过检察权有序行使来实现《宪法》规定的“相互制约”。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司法属性,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司法监督符合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在相互衔接及制约关系中,检察机关应合理利用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确立监察机关重大职务犯罪调查下的检察引导机制,完善检察机关对留置措施的事后司法审查,保证检察权独立审查起诉之下后续强制措施的规范适用,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对监察案件的证据审查功能,实现职务犯罪审前程序证据审查的实质化。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回应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作出的建议司法机关对被调查人给予从宽处罚的意见。关于从宽处罚建议对后续司法机关的效力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也存在积极回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从宽处罚制度契合了国家职权分工协同理论的新理念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新功能,且有利于“法法衔接”背景下职务犯罪办案资源的优化配置。司法机关应当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在路径构建上,应明确司法机关的回应义务,将从宽处罚建议材料纳入诉讼证据审查范围,由检察机关对从宽处罚建议材料进行初次审查,并由审判机关作出最终采纳与否的判定。在准确设定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回应。

监察机关与执法部门之间关系的宪法定位及其具体化

2018年修改后的《宪法》第127条首次增加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执法部门”。《宪法》和《监察法》所确定的“执法部门”是指具有行政执法权和刑事侦查权的机关或者部门。从宪法意图来看,监察机关与执法部门之间具有互相分工、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决定权和执行权、移送权和查处权、主办权和协助权这三对权力组合之中。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监察机关与执法部门之间关系的完善方向是法律化、程序化和组织化。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监察机关与执法部门之间关系的宪法定位,并使之具体化。

论赋予监察机关立法权——兼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应当赋予监察机关以一定的立法权限,这是监察法律体系建设的需要、监察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以及被监察人合法权益保护的需要。要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必须解决法律规定上的缺失问题、澄清对监察机关性质以及与纪委合署办公所带来的认识上的误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难以满足立法赋权的需要,必须通过修改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要明确行使立法权的监察机关层级,只有国家监察委员会才能行使监察立法权;要规定监察机关立法权行使的范围,即对监察职权、监察对象范围、监察程序、监察与司法衔接、监察机关内部管理等问题做出细化或规定;要明确监察立法权行使的方式,包括制定监察法规和做出监察解释;要厘清监察立法的监督问题,监察立法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

监察机关调查权内外制约机制研究

宪法规定了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受制约原则,监察法设置了多个条款将制约原则具体化。这些条款有些规定监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有些规定了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外部制约机制。监察机关内设机构、岗位、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在线索处置、立案、强制措施和技术调查措施的使用、从宽处理建议、监察对象申请复核复审等方面,设置了多个环节和层次的内部制约机制。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审查起诉以及退回补充核实的机制,形成对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有效制约;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监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人的国家赔偿案件进行审理判决,构成了对监察机关调查权的核心制约机制。深刻理解监察机关调查权的两种制约机制,对于正确执行监察法、维护法律权威、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自我监督之路径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一,国家监察机关具有位高权重的特点。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要求对某个国家机关赋权的同时必须对其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监督。国家监察法关于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职业伦理、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监察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以保证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够充分实现。但目前细节的制度安排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列宁与苏联的监察机关

列宁不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察机关，对于保证国家干部当好公仆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机关人证笔录的证据能力辨析

《监察法》确立了监察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为监察机关人证笔录进入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鉴于监察办案的复合性,监察机关人证笔录的证据能力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从制作主体来看,以纪委名义制作的人证笔录不应具有证据能力;从制作时间来看,人证核查笔录不应具有证据能力;从调查性质来看,职务违法案件中的人证调查笔录不应具有证据能力。实践中,职务违法案件中的人证调查笔录与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人证调查笔录不易区分,有必要调整和完善监察机关的立案调查程序。

论监察机关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及其必要限度

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是互相制约的关系。监察机关适度制约检察机关,在保证案件质量、限制滥用检察权、提高反腐败效率方面有积极意义。当前,监察机关对退回补充调查、不起诉决定、建议从宽处罚等方面的制约力度较强,且呈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这样的制约现状容易突破必要限度,存在影响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妨碍实现审查起诉的程序目的、冲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隐忧。立足中国实践,结合域外经验,监察机关制约检察机关应当遵守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递进制约”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保持必要的制约限度。

互涉案件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实践模式及其改进

互涉案件的调查工作是监察调查实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由于监察法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实践中对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理解出现分歧,目前盛行的合并吸收模式就是这种理解分歧的产物。然而,合并吸收模式的法理正当性严重不足,采用该模式将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使监察机关收集的部分证据的证据能力面临质疑。未来互涉案件的调查工作应当坚持以专案组模式为原则,以分别调(侦)查模式为例外。如果被调查人涉嫌的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较为复杂,而且与职务犯罪关联性强,后续移交公安机关侦查有串供毁证、妨碍侦查之虞,则应当采取专案组模式,由监察机关牵头,吸收公安侦查人员加入,联合调(侦)查。如果被调查人涉嫌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与职务犯罪关联性不强,犯罪事实简单,容易查证,后续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并无毁证之虞,可以采取分别调(侦)查模式。

清代监察机关之管理

监察制度是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统治者重视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对监察官员的选用作了严格的规定 ,颁布了严肃的监察纪律和较为完善的监察法规 ,从而加强对监察机关的管理。本文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研究 ,以期起到“察古知今”、“鉴往知来”的作用。

论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

监察权是一种重要的行政执法权。在我国,国家的执法权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司法权,如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另一类是行政执法权,如监察机关的监察权、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权等。目前,在理论和法律上尚未对监察权作出明确的界定,监察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确立和探讨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确立监察机关行使监察权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