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风险分析--以督促程序为例

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坚持人工智能辅助地位的前提下,类案检索、量刑辅助、智能语音识别等技术不断探索,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效用应当从其特性出发,把不需要价值判断的案件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以提高司法效率。本文以督促程序为例,分析人工智能审查支付令申请、自动生成支付令的逻辑与优势,此外,讨论了我国进一步发展司法人工智能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程序障碍——兼论督促程序的发展完善

督促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在于债权人在适用督促程序时遇到了程序障碍,导致督促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从程序启动的救济、诉讼期限的执行、对债务人异议权的限制、诉讼费负担方式的改进等方面扫除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程序障碍,有助于督促程序的发展和完善。

电子督促程序: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

从比较法的视角进行考察,高效、经济和便捷的电子督促程序在减轻司法负担与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与之相比,我国督促程序在实践中却受到了冷遇。为了发挥督促程序的"司法减负"与"替代纠纷解决"的功能,就有必要从集中管辖权、网上申请、取消法院对督促申请的实质审查、衔接督促程序与争讼程序、改革诉讼费用与费用分担机制,以及引入当事人的真实完整义务、诚信义务等方面着手,对我国的督促程序进行电子现代化改革;改革后的督促程序将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

督促程序的设计理念:诉讼还是非讼

大陆法系的督促程序同时包含诉讼与非诉两种因素,落实到制度设计则表现为诉讼与非讼两种理念,分别以法国和德国为典型。法国的督促程序设计,虽是非讼的初衷,却有类似诉讼的开端、过程和结局,实行实质审查、当事人进行主义并赋予程序结果既判力,平行追求效率和公正,往往顾此失彼。德国的督促程序,是非讼的初衷,亦是非讼的过程和结局,自始至终追求效率,实行全程电子化操作,保持与诉讼程序、执行程序的适当距离。我国的督促程序偏重于诉讼理念,更重视公正价值,未来可通过制度微调达到效率、公平与案件数量的平衡发展。从历史维度看,诉讼化督促程序可谓督促程序的前生,与传统诉讼相伴而生,非讼化督促程序可谓督促程序的后世,正在推动现代诉讼迈入电子化时代。

普通程序兼并督促程序初探

本文对导致督促程序名存实亡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的分析 ,考察了现有的完善督促程序的不同建议 。

督促程序性质重识与规则补正——由实践与规范脱节现象入手

由于错将督促程序性质认为是非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程序保障和救济机制的规则续造存在偏差和缺漏,无力应对虚假诉讼骗取支付令和债务人滥用异议权、用“玩消失”规避支付令的行为,妨碍了督促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澄清督促程序的本质属性是略式程序,运用略式程序原理重述督促程序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对督促程序规则进行校正与补全,是提高督促程序制度效能,发挥其在民事诉讼繁简分流中的作用的必由之路,也可以为督促程序电子化创造条件。

台湾督促程序的发展、评析与借鉴

督促程序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台湾民事诉讼法近年来频繁修改,其对督促程序的立法有较大的发展:少量文字改动,注意前后照应,语言更为顺畅,条文意思更为清晰、外延更为周密;规定采用计算机处理案件,督促程序操作方法更为便捷;异议范围的具体限定,扩大了督促程序的适用范围;延长债务人撤回异议的时限,最大限度地发挥督促程序的功能。对此,大陆督促程序应在立法和实践中加以借鉴。

督促程序的适用异化及其复归

督促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低适用率之现状,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却流入诉讼程序,造成督促程序的闲置和诉讼资源的紧张。督促程序异化适用的原因可归结为:法院对支付令申请的审查准备较为严格,导致督促程序的"入口"过紧;支付令异议的门槛过低,容易被债务人滥用;督促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衔接虽有遏制异议之旨趣,却因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配置失衡而使债权人对适用督促程序缺乏信心。鉴于此,为提高督促程序的适用率,恢复督促程序的司法分流功能,有必要调整法院对督促程序申请的审查标准,对当事人滥用异议的情形予以防治并均衡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督促程序改革述评

为实现债权人权利保护与债务人程序保障的平衡兼顾,台湾地区于2015年对督促程序进行了重要改革。修法后,债权人在申请法院核发支付命令时应当负担释明义务;法院在核发支付命令时,应当在法律文书中加强对支付命令法律效力的教示;债务人在法定期间内不提出异议的,支付命令将产生执行力,但不再具有既判力。

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之质疑

《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1项规定的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其立法旨趣在于,使符合督促程序适用条件的案件,尽量以督促程序解决,避免以诉讼程序处理此类案件所造成的不经济。然而,该机制在实务中极少适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立法的预设目标,其程序转换的顺序亦违背民事诉讼的审判逻辑,并且因欠缺具体的制度设计而存在难以克服的运行障碍。整体而言,诉讼程序向督促程序转换机制属于欠缺基本原理支撑的"政策性"程序改革。为促成"遵循司法规律推进繁简分流"之落实,可重新解读第133条第1项的规定,将"转入督促程序"的时间节点提前至立案环节;同时,可借鉴舍弃、认诺制度及简易判决制度,扩充没有实质争议案件的解决途径。

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的规则阐释、实践发展与完善路径

督促程序在我国法院实践中日渐式微,亟须对其改革。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有助于有效发挥督促程序的司法减负与案件分流功能。目前法院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实践既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框架下运作,又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它创新的关键在于实现了形式性与实质性审查的统一,这有助于督促程序高效运作,便于司法管理、审查方式、程序保障方面实现智能化。督促程序的电子化改革需要廓清其与争讼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关系定位。此外,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还需要对费用分担制度、当事人诚信义务、真实完整义务,以及诉讼促进义务等问题进行配套改革和完善。

督促程序若干问题探讨

督促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一种“略式”审判程序。在四种债中,只有合同之债案件适用督促程序,除借贷合同之债外,那些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追还价款或酬金的明显属于对待给付合同之债案件亦应适用督促程序;依督促程序所作的支付令是判决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法律效力与判决具有同等的拘束力、既判力和执行力,只是生效的时间不同于判决。

论督促程序和通常诉讼程序的衔接

督促程序作为一种快速简便的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诉讼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不同缺乏衔接,从而诉讼的作用难以发挥,为此,对督促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衔接的原因、方式、诉的合并分立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才能揭示督促程序运行失调的原因及应采取的对策。

督促程序的缺陷及其补救

督促程序自在民事诉讼法中被设置以来已逾十余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督促程序多被闲置,鲜有被成功运用,沦为民事诉讼制度构建上的乌托邦已是不争之事实。督促程序的沦落是多方面原因综合所致。首先,其自身程序方面的存在缺陷;其次,民事诉讼相关制度配合不足;最后,我国社会缺乏督促程序生长的基础。由此,督促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就应当从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综合入手,否则仍难逃失败之命运。

督促程序中的诉权问题探究

一、诉权在督促程序中客观存在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设立了督促程序后,由于法学界对督促程序的性质尚未形成定论,人们对督促中是否存在着诉权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同志完全否认督促程序中的诉权。

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程序障碍探究

督促程序在我国运行效果不佳。督促程序中债权人的权利保障存在严重缺陷,源于督促程序的价值取向中债权人权利保障的缺位,在程序上表现为法官和债务人的部分权利与义务设置不对等。督促程序的设计应彰显有利于债权人的立法理念,坚持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力、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制衡的原则,最终实现诉讼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债权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对我国督促程序的反思

督促程序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督促程序却倍受冷落,形同虚设。督促程序在我国存或废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本文从督促程序在我国的运行环境和理论基础进行反思,认为督促程序在我国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并提出从督促程序自身及相关司法制度上寻求完善,以克服督促程序设计的缺漏使之适应我国的国情,才是督促程序的出路所在。

简论督促程序的受案范围和条件

督促程序是为解决债务纠纷而设计的一种非诉程序,曾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其适用效果却日渐衰微,几乎处于被闲置的状态。本文着重从受案范围和条件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