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选择性传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某种普遍性。中国早期知识精英中的清政府派赴国外的一些外交人员,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和采取何种传播渠道,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这种选择性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定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中国化的不同步,具体实践上的偏差,时间上交错,多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并存等。

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理洱海地区"民家人"白族身份的制度性确立极大地影响、改变并重塑着他们对其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感知与诠释方式。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这一所谓"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学术书写为例,审视与检讨"民族"这一制度设计在地方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

焦点一 知识精英又现贫困现象分析

评述由头：“知识精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知识精英，否则人类文明无法传承。但是自古以来，命蹇和忧患虽不限于贫困，但贫困却一直是一部分“知识精英”经受的最沉重的折磨。例如：最近发生的“杨元元自杀事件”，悄然出现的“蚁族”，2006年北大教授“晒工资事件”……

从五部日记看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之反应

重大事件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往往表现了对事件的敏感度和关注度。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的卢沟桥事变,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空前地刺激着中国社会的神经。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文化各界都对此高度注视,并呈现出心态与行为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从《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和《夏鼐日记》来看,五位知识精英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反应速度是比较快的。由于所处地位、身份、区域的不同,知识精英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事变之后的经历和感受虽然不尽一致,但又有着惊人的共通性,即都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关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为战事胜利而欢欣鼓舞,为战事失败而忧心悲愤。尽管日记中也透露出有少数社会名流沦为汉奸,但以五位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才真正体现了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预示着中国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结局。

中国知识精英媒介素养现状研究

文章以40余位中国各行业的知识精英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法来研究这个群体的媒介认知观念、接触行为及参与实践等,由此考察中国知识精英的媒介素养现状,并初步探究影响知识精英群体与大众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影响其媒介素养状况的主要因素。

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精英对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新审视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随着边疆观念本土化的形成以及西南区域纳入"边疆"范围,知识精英对以往"改土归流"进行重新审视。他们就西南土司制度属于"文化问题"抑或"政治问题"、应归属于"内政"抑或"边政"范围、土司文化与内地文化"平行发展"抑或"同化"、采取"激进"抑或"渐进"方式实现土司制度现代转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较为系统地对此进行历史考察,以便对土司制度现代转型中的多元性、复杂性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知识精英与收复琉球、钓鱼岛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琉球的归属问题,中国知识界、军政界展开了对琉球问题的介绍与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了几部专著,取得了初步学术成果。这些研究看重琉球的军事价值,主张将琉球纳入中国版图或实行国际共管,反对日本力量再次进入琉球,开启了20世纪中国大陆的琉球现状研究。这些研究属于国防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与长远目光。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研究资料匮乏等因素,中国知识界还意识不到琉球群岛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产资源、矿产资源,及其与中国大陆、台湾的密切经济关系。这些介绍琉球的文章、书籍属于普及性研究、宏观研究。对于美军占领下的琉球,国民政府的关注度仍然不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开展有利、有节的斗争,丧失了共管琉球或实现琉球独立的最佳时机,给中国东部海域及中日领土争端埋下了安全隐患。

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在佛教中的角色特征

中国近代百余年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传统儒学发生崩溃而佛教乘间复兴并在知识精英层中流行。知识精英在佛教中扮演了三种角色:寺僧是职业宗教家,他们重在卫教,为近代佛教变革转型、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居士即世俗信仰者,他们注重出世与入世的折衷与调和以及崇尚净土,禅净双修,以释、儒兼取或扬释抑儒的形式解放思想,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学者佛学发源于龚自珍晚年对天台宗的研究,其贡献在于加深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比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汇。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困境分析——以维吾尔族知识精英为例

知识精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优良品德的代表,他们的行为、思想和价值观,往往代表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新疆自2009年"7·5"事件后,暴力恐怖事件时常发生,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宗教极端思想在维吾尔族社会不断渗透,企图分裂维吾尔族社会。维吾尔族社会面临着转型的关键时期,即是适应现代化,还是被宗教极端势力"绑架"?此时,正是需要维吾尔族知识精英通过他们的丰富知识和较高的社会威望,引导民众接受真正的宗教信条,正视他们在现代化面前的差距。然而维吾尔族知识精英却选择了"沉默"。事实上,不仅维吾尔族民众面临着生存困境,维吾尔族知识精英也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处在各种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的矛盾之中。如何使他们走出困境,发挥知识精英的引领作用,是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新疆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和谐语境下知识精英的角色重构

知识精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它又不是万能的。长期以来,由于过分迷恋于政治情结、启蒙心态和终极关怀,使知识精英出现了严重的角色扭曲。新时期,知识精英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主要应在创建多元文化、维系和谐关系、促进机制创新等方面有所建树,力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自身价值。

20世纪30年代知识精英的社会群体观--以《独立评论》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以《独立评论》作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农民、青年学生、知识阶级、劳工、妇女、军人等社会群体作了多方探讨,其中重点关注了农民与青年学生两大群体,强调了知识阶级的社会重心角色。这种群体观的倾向从侧面揭示了30年代的主要社会问题。而群体观探讨本身也体现了30年代体制内知识精英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社会现实关怀与责任意识、独立精神与务实态度、改良立场与功利主义倾向等。

知识精英与乡村革命——以河北安平县乡村党组织为例

中共党人在其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发动乡村民众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乡村支部的建设,组织建设中存在着由重视城市工作到重视乡村工作的转变。一批革命知识精英深入乡村,建立乡村基层支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策略,引导乡村民众参与革命。

1922:苏俄知识精英被逐出国门

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曾广为流传。其实，自有了人类文明之后，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人类常常犯下有意识戕害人才的过错，下面要介绍的就是这种过错之一——苏俄政权初期将大批知识精英驱逐出境的真实历史。

明清徽州知识精英对节烈妇女事迹的张扬

明清两朝政府对贞节妇女的旌表非常重视,但最终能获取朝廷旌表的节烈妇女毕竟只占符合旌表条件妇女当中的极少数。烈女事迹记载在朝廷只存于部分皇帝批准旌表呈请的记录,正史记载的节烈妇女也非常有限,无法使更多的节烈妇女事迹得以流传后世。于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为弥补旌表的诸种不足,开辟另外的空间来表扬贞节妇女,包括地方志的采录、家谱的录入和文集记载。知识精英的文字记载与国家旌表在社会效果上殊途同归,成为有效的教化手段,弥补了国家旌表的不足。

舆论监督中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新闻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同时发挥着反映和表达社会舆论的作用,这种功能使它能够履行维护社会与公共利益的职责。舆论是利益关系相近的人们对其所关注的某一现实问题的共同意见,它是民意的汇聚和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公民作为舆论监督主体有了更多的意见表达空间。近年来,作为舆论监督主体之一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新闻舆论监督中的表达和所起的作用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探讨对知识精英与新闻媒介在监督过程中的关系进行提炼和总结,以期将二者的关系清晰化、明了化。

“聚光灯下的知识精英”与消费社会

知识下移与媒体依赖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聚光灯下的知识精英"便是这一特征的产物,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态度源于对消费社会的批评性审视。

被忽略的传媒知识精英——从“新闻改革30年”研究现状说起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取得突破性发展过程,我国的新闻媒体无论是在新闻报道理念,市场经济的参与度,还是体制、制度建设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本期开始,本刊"特别策划"栏目特约一批来自传媒研究和媒体实务界的文章,力图以点带面反映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体的改革成就,归纳出当前广播电视媒体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紧要问题,揭示广播电视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部分规律,引发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考,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增添一抹亮色。

从李杰到林道静:知识精英的身份尴尬与认同焦虑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知识精英工农大众化既是牵涉知识精英主体重构的文学创作现象,又是事关知识精英思想改造的时代理论命题。从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率先形塑的李杰到十七年文学精心打造的林道静这一系列形象,集中展示了知识精英皈依工农大众的情境方式:面对与生俱来的出身原罪,主动抛弃既有身份,积极获取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思想认同;面对工农大众的政治启蒙,彻底否定自我人格,重新确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从属地位;面对工农大众的示范效应,自觉践行精神自戕或肉体牺牲,从而实现知识精英的工农大众化。这种对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精神品格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文学审美规范的独特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