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立法建构

公司濒临破产时已经或者即将失去债务清偿能力,此时的经营风险将由股东向债权人进行转移。董事破产申请义务是助力债权人应对上述风险的重要支点,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有效地遏制股东、董事以及债权人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防止公司资产的持续恶化。在学理上,“直接义务论”和“间接义务论”都可以为其立法建构提供逻辑支持,前者强调当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直接承担信义义务,后者则认为此时董事依然对公司整体承担信义义务,但是应在决策中重点考量债权人利益。从我国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也有推进该制度立法建构的现实需求,包括平衡认缴资本制对法定资本规则的弱化、弥补破产程序启动规制的不足、顺应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的发展以及填补公司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制度缝隙等。无论是德国和奥地利对该制度的明确规定,还是美国的“加深破产理论”与英国的“不当交易条款”等功能性替代规定,都能够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参考。就具体的本土方案而言,可以“直接义务论”为指引,将该制度嵌入破产法体系之中。同时,围绕董事破产申请义务触发条件的界定、董事破产申请义务启动主体构成边界的明晰、董事破产申请义务限制期限的规制、董事破产申请义务中重整程序的融入、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责任承担以及董事违反破产申请义务的债权人追诉机制等相关内容,建构系统化的具体规则。

关于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考

破产保护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理念认识问题,导致对破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误解。必须清晰认识到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建立和完善破产保护法律制度,可以补齐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短板,可以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搭建工作平台,可以通过挽救危困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稳住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因此,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和完善我国个人破产保护法律制度、非法人组织破产保护法律制度、管理人制度、府院联动协调制度、执行与破产协调制度等破产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加强破产保护法律文化建设,发挥破产制度的功效。

企业被宣告破产后还可以重整吗?

宣告破产是在法律上正式确认债务人企业没有挽救的可能,不可逆转地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被宣告破产”会发生在企业进入破产清算、重整、和解后的任何一个程序中。有人形象地将宣告破产比喻为“宣判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死刑”,那么被“宣判死刑”的破产人还可以死而复生,进入或重回破产重整程序吗?

浅析审计全覆盖视角下破产审计在破产程序中的应用

从现阶段破产程序的内容推进上来看,相关工作者在参与企业破产审计方面的工作时,需要严格按照破产程度来推进,明确当前债务人的具体资产负债情况,规避破产欺诈等现象的出现。然而,在具体工作当中,破产审计工作依然存在有较多缺陷以及漏洞,在工作方式上也缺乏相对统一的管理与管控标准,由此需要在审计全覆盖视角下,对破产审计在破产程序当中的应用展开相应研究,明确破产审计各项细节性内容。

个人破产法的范畴厘定与误区纠偏

个人破产法之“个人”是与企业法人相对应的概念,个人破产法可以弥补我国破产法律体系之现有缺陷,但不宜再区分商自然人与消费者立法,而是应当采一般破产主义,制定统一适用于所有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破廉耻到破耻辱观的进步,但破产本身也非光彩之事,破产的结果或多或少应该给予有关方面一个教训而不是褒奖。个人破产程序不限于破产清算,还包括重整与破产和解程序,但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彼此在无意中有走向趋同的态势。破产免责已经成为现代个人破产法的标配,我们宜选择裁定许可免责而非自动免责的模式,同时,破产免责有着内在的“逃废债”规制和债务治理逻辑,并非所有债务人都能获得免责,也并非获得免责的债务人能够被免除所有负债。

企业破产前端服务与破产审判的衔接刍议

企业破产是企业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阶段,涉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以及债权人的权益保护,具体来说企业破产涉及企业债权债务的清偿、职工安置、企业内部事务的处理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破产管理人参与到整个破产程序,以确保破产过程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同时,破产审判也是企业破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对企业破产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企业破产前端服务与破产审判的衔接,是保障企业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

中国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实质合并破产制度形成了以“关联企业”为唯一主体的特色构造,造成因关联企业概念不明的制度适用难题、关联企业的社会污名以及无法满足其他类型企业破产需求的问题。在个人破产试行及《企业破产法》修订的契机下,实质合并破产的重构应当以“公平正义”为逻辑起点,在厘清“法人人格否认”和实质合并破产的界限之基础上,从“资产分割理论”的新视角分析,自始不存在资产分割或资产分割失效将导致拟合并实体丧失资产分割功能的庇护,即适用实质合并破产,以此为其他类型主体平等适用该制度提供可能性和理论基础。在适用主体上,应当选择“法律实体”的表述,贯彻谨慎适用的原则,以丧失财产独立性为基础标准,以债权人整体受益,兼顾信赖利益为合理性标准。

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若干思考——以深圳探索经验为视角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公平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现实需要,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措施。从实施运行来看,个人破产制度应明确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不同程序的准入规则,引导债务人选择合理的个人破产程序。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个人破产信息依法登记与公开、金融机构小额债权代位行使、个人破产庭外和解等制度,同时明确政府承担个人破产事务管理、个人破产事务咨询与援助服务、个人破产风险监测等职责,确保个人破产制度行稳致远。

个人破产失权制度与复权制度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

个人破产失权制度与复权制度是现代国家个人破产立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破产失权制度是现代破产法中为数不多的破产惩戒主义余音,发挥着调节债权债务双方利益冲突及警戒、威慑债务人的政策性作用。破产复权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为人权至上的理念,是为保障破产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而存在的权利救济机制。我国个人破产失权制度与复权制度应当在参考国外立法和考虑本土传统文化观念及现实国情的基础上,选择裁判形成主义的破产失权模式和混合主义的破产复权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破产免责制度相适应和衔接的具体规则。

论个人破产“诚实而不幸”司法认定的不足与完善

“诚实而不幸”是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的前提条件,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并未厘定其具体内涵和构成要件。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司法实践对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认定需要满足“正当性原因负债”和“具有诚信品质”两个实体条件,同时还须“债权人同意”这一程序条件。以上条件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构成重大障碍,且实体条件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难题。为此,可借鉴《德国破产法》的立法经验,重新厘定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具体内涵及其构成要件,同时建议引入个人破产的前置性程序,进而降低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好实现个人破产的制度功能。

破产事务行政管理的实践与展望——以深圳破产改革为视角

在市场化、法治化破产制度体系下,建立高效协同的府院联动机制是提升破产办理质效、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有力抓手,其核心是形成司法权与行政权良性的互动协作关系。深圳在破产改革中设立了专门的破产事务管理机构,构建起符合破产办理特点和需求的“四位一体”破产办理体制,实践中已形成大量创新成果,但同时也需要解决破产审判与事务管理界限不清、府院之间存在观念差异、破产事务管理职能实施制度供给不足等现实问题。在未来破产事务行政管理体系的构建中,需要进一步夯实破产事务管理权的法治基础,准确定位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在破产办理中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破产事务行政管理专业化、系统化、多元化发展,为建立完善的破产法律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世界银行“商事破产”新指标与我国的法治应对

世界银行开展的新营商环境评估项目B-READY中的“商事破产”指标相较于旧评估项目DB中的“办理破产”指标,其价值目标和指标内容更为全面,评估方法更为完善。通过分析“商事破产”问卷可以预判,我国在新指标体系下有多项失分,应当采取相应完善措施弥补失分项。在“商事破产”新指标体系的指引下,我国应当明确规定公司濒临破产期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完善有关程序自动中止及其例外的规定,建立健全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完善跨境破产制度,推进破产领域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破产程序相关信息的公开,进一步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为切实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破产法的市场化、法治化实施,我国不应满足于获得该指标体系下的分数,而应持续推进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破产法治改革。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进展、问题及对策

个人破产制度不仅是信贷市场安全网、金融市场安全网,也是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非法人企业、商自然人以及公民自然人等参与经济活动的频率提高、深度增加,个人破产问题愈发凸显。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表明基本经济制度落后于经济和消费金融发展实践,影响市场活力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已成为市场主体制度亟需补齐的短板。当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在立法思路、逃废债监督、管理制度和社会理念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未来,宜加快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统筹考虑整体统一推进破产立法、平衡好重整和清算、严格防范破产欺诈、规避破产制度滥用、优化个人破产管理制度等事宜,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经济上重生的机会。

自然人破产程序中的居住权问题审视与规范建议

居住权作为《民法典》中新出现的用益物权类型,现有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够具体和明晰,而且由于自身用益物权之特性,在破产程序中对债权的公平清偿和价值实现有一定影响。随着自然人破产制度的逐步推行,居住权与各类破产债权的冲突问题将更加凸显,妥善平衡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居住权人的利益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居住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存在形式和冲突类型,明确债权人、债务人和居住权人的诉求,通过完善居住权主体、客体的相关规定,丰富居住权概念,将社会性居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区分规定,多方充分协商,灵活处理不同类型居住权,力求最终实现居住权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与破产法公平清偿目标的平衡。

我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制度框架构想

我国个人破产立法已被提上立法的议事日程,然而个人破产的制度框架究竟如何厘定尚待深入探讨。我国个人破产立法应当在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之外单独进行,而不宜采取混同立法模式。消费者个人破产应当被统一纳入个人破产法加以调整,同时体现出某些特殊规则。司法程序以外的替代性破产程序与司法型破产程序应当通过统一立法加以一体化调整。在价值取向上,我国个人破产立法既不宜采取绝对的债权人保护本位的立法原则也应避免绝对的债务人保护本位的立法倾向,而应走一条相融相合、持平折中的平衡发展道路。同时,应当根据数额性、诚信性、营业性和争议性等因素将个人破产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大类型加以调整。

我国破产简易程序的法理、需求与立法构建——以《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为视角

破产简易程序具有降低成本、促进案件审理繁简分流的重要价值,国外对此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已颇为丰富,且我国现有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原理与基本原则能够为构建破产简易程序提供上位法参考依据。现行破产法未能很好平衡法律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破产程序启动和运行成本高,导致完整的破产法功能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以《企业破产法》即将修订为契机,尽快完善《企业破产法》的制度设计,调整破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启动方式,进一步优化破产简易案件的审理流程,发挥重整与和解在实现破产法挽救功能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完善相应的监督救济机制,这些是化解企业“破产难”“破产繁”“破产烦”的有效途径。

房企破产中购房合同的处理方式

购房合同的处理无疑是房企破产的焦点之一。从系统性风险和法治化双重视角看,管理人原则上应当选择继续履行现房合同并认可已支付房款的优先权地位和对房企违约金的劣后债权地位;从房屋续建可能产生的价值提升以及消费者住房生存权益的保障角度看,管理人原则上也应当选择继续履行期房合同。与普通待履行合同的处置模式不同,购房合同的处置应转变为购房者的多层次自决:基于债务人追加担保及共益债保障的障碍,购房优先权人有权逐一决定是否接受现金清偿或是等待交房,且全体购房债权人基于对重整风险的分摊和自身权益的让步,均有权对重整计划、续建方案等事项进行表决,并根据其付出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分享房企继续履行购房合同的成果。在其他融资途径均行不通的情况下,可以由选择交房的购房者出资续建,且其出资额形成共益债务。同时还应充分利用数理思维来维护购房者之间的同质性及相应的权利救济。

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证成与实现路径

我国“三农”领域基础法律制度是“三农”法治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但在回应建设高效农村市场、健全统一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方面仍显不足。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我国农村市场中占据绝对多数的生产经营主体,其市场退出机制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则难以顺利退出市场。因而,有必要对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问题进行证成,探讨其破产能力的实现路径。对此,一方面应从经济学理论维度、国家政策维度与法学维度,论证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破产能力;另一方面,应在公法视域下,确定赋予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能力的基本遵循,探寻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的立法模式,明确《个人破产法》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破产适用规则的特殊性以及农户破产后的土地经营权处置,全面保障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

个人破产制度背景下破产欺诈审计的管控研究

结合近两年深圳、浙江出台的个人破产制度实践,以及借鉴美国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审计作用,我国的破产制度设计与完善也应采取引入第三方审计的做法。一是对债务人基本情况和财务信息进行常规审计,即对债务人婚姻变化状况进行验证、对债务人收入真实性进行审计、对申报人房产真实性进行审计和对申报人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二是对债务人破产欺诈行为进行特殊审计,即对债务人进行转移资产审计、隐匿财产审计、转让财产审计、伪造债务审计和瞒报收入、虚增费用审计。同时,需要通过加强立法和监管、加强预防和教育、建立破产欺诈举报和奖励机制的手段来保证审计的顺利实施。

“约”和“不约”而同:李双元教授法律趋同化思想的破产法表现

在近年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李双元教授提出的法律趋同化思想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法律趋同化思想在破产法领域的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协调的趋同化和国内自发的趋同化。一方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破产法的立法指南、示范法和《欧盟跨境破产程序条例》都是企业破产法国际协调的趋同化的重要实践,而《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则为个人破产国际协调的趋同化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全球性危机也使各国破产法国内自发趋同化的表现形式受到了更多关注。各国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自主采取的企业破产法措施集中表现为三种相似类型,包括:(1)调整和适用现有破产程序;(2)引进新的重整或拯救程序;(3)引入新的非破产解决方式。个人破产法也在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出趋同化。未来的法律趋同化研究需更加重视法律趋同化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和本土法律文化对法律趋同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