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

邓石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被誉为“碑学宗师”。邓石如的成长经历使他形成了“布衣不仕”的处世态度,也正因如此,邓石如走上了一条职业书法家的道路,他的书法风格与尊奉“帖学”传统的文人书法家有明显差异。在毕生的访碑之路和碑学实践过程中,邓石如形成了雄浑大气的书风,这种书风既是邓石如个人的追求,也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邓石如的处世态度及其碑学实践,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形象,是晚清“帖学”与“碑学”发生分野的推动者,奠定了邓石如在书法史中的地位。

碑学运动与草书美学的碑化转型

碑学的产生,大抵可以视为一种社会审美变迁的产物。某种程度上,这一巨大的美学运动撼动了传统书法美学系统。若审美的变迁也遵守能量守恒规则的话,以美学动力能源与能量耗散来观察传统书法的碑化转型是一种有趣的理论视角。对碑学美学能量变动所展开的追踪,落实到草书美学层面上,则体现为对各种零散与泛漫不清的美学变迁进行厘定、筛选与归聚,并最终汇成一条有迹可循的美学变迁线路图。碑学产生以来,无论是“流沙坠简”带来的“章草”(草隶)美学热,还是“标准草书”运动,以及林散之以碑学对唐草所进行的美学重构,都可以视为这一美学变迁线路图的重要节点。碑学美学的出现所引发的美学转型甚至直指现代性,这是一条不同于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理路。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新梳理草书美学的碑化转型,对于美学现代性的探讨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金正喜对清代“碑学”的接受

金正喜是朝鲜王朝末期书法巨匠,也是“碑学”思想重要的接受者与倡导者。和阮元的交往使金正喜成为最早领略“碑学”思想的文人之一。清代“碑学”是金正喜参悟中国书法精髓建构个人书学思想体系的根底,也是他扭转朝鲜书法发展窘境的理论来源。金氏对“碑学”的个性化解读,更是中国文艺思想域外传播与朝鲜文化碰撞形成的璀璨结晶。

清代宋诗运动与碑学比较研究

清代早期,“祢宋”诗风和书写金石文字各为诗学、书学的取法方向,也是宋诗运动和碑学兴起的萌芽。至清代晚期国运衰微之时,文艺思潮从主流的追求秀美风格,转变为追求雄强风格。宋诗运动与碑学正是晚清文艺思潮追求雄强风格过程中,趁势而起的两大高峰。

论清代“碑学”书法体系的构建与域外传播

文章综合前人对于碑学内涵的探究,将碑学构建的过程进行逐步梳理,进一步明确了碑学书法在每个时期审美特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清朝碑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流变做进一步的考察,揭示出清朝“碑学书法”是在帖学占据主流的时代下,进行的“自下而上”的革故鼎新,而朝鲜和日本的碑学书法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率先接受,并通过名家影响力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传播和流变。

读《二王以外:清代碑学的历史思考》

“清”是一个特殊的朝代,“碑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相对于以往研究中的以朝代兴替为架构进行艺术分期,承认艺术的发展有其独立性,有时先于或迟于改朝换代,似乎能带来更多的论述空间。研究者对于碑学与大历史背景之间的界线能有清晰的认识是可贵的,当然好的背景式研究可以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但对于症结处的解释往往在寻得理论庇护的同时游离于碑学本身讨论之外,尤其是当我们痴迷于历史文献分析而忽视对艺术品的感知的时候。

“二爨”影响下的岭南碑学审美建构

岭南地区有浓厚的碑学传统。自清中期以来,岭南书家就开始了碑学体系的建构,在不同时期的审美语境下都表现出岭南碑学奇古宽博的特色。“二爨”书风与岭南碑学具有天然的审美共性,使粤地碑学表现出了侠骨与柔情兼具的特征。岭南爨体书法的盛行是在康有为“尊碑抑帖”思想推动之下,岭南书家集体无意识的选择。通过梳理岭南碑学的审美建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爨体已经深深融入岭南的历史中,成为岭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试论中州碑刻与中州碑学

中州是中华文明发祥地,虽经数千年风云涤荡,其留存的碑铭石刻仍最为繁富。北宋时期,金石学诞生于中原。到了清代与民国时期,金石碑刻之学大兴,有成就的金石学大家无不重点关注河南。河南涌现出黄叔璥、武亿、顾燮光、蒋藩等金石学名家,他们于金石碑刻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扩展,取得丰硕成果。但因很多金石学著述或长期以稿本、抄本存世,或刻印无多,故传播未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试论赵之谦行书中的碑学风韵

赵之谦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位成功的变法者,前承邓完白,后启吴昌硕、齐白石等诸家。他的书法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的笔法融入其中,凭着自身的艺术才思和对书法创作无休止的探索,在寻求金石趣味以外,形成了超逸、劲爽、浑厚、雄伟的艺术风格,创造出许多珍贵的书法作品,所作的“碑体行书 ”更是典型范例。他走出了一条碑与帖相互融合的新道路。在碑帖融合的领域取得了别树一帜的成就,为清代晚期的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清初隶书在碑学中的先导性表现

就清初书法发展而言,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沉寂千年的隶书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二是碑学萌芽出现。清初隶书的复兴拉开了碑学发展的序幕,它代表了早期碑学与帖学的对立,打破了帖学的长期垄断。清初隶书书家对古拙思想、取法溯源、书宗篆隶等观念的倡导为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初隶书在取法对象、工具材料、书写性等方面的探索,在碑学实践中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种种表现说明,清初隶书复兴是碑学的开端。

扬弃与改造:略议于右任的碑学实践

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碑学大家,其在书法史上的贡献不仅是将碑与帖从技法上进行形而下的简单糅合,重要的是他将碑学与帖学中所蕴含阳刚与阴柔之美的审美思想和二者的风神与艺术境界进行形而上的有机融合。本文对其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赏读,以期对于右任书法的研究有所裨益。

论碑学书法理论对民国美术字设计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美术字是中国现代设计尤其是字体设计的开端。民国时期,美术字随着西方艺术文化的冲击在中国出现,大批创作者为了响应新的思想纷纷投入美术字的创作中。美术字的创作受到东西方的诸多影响,除了西方的设计理论与装饰手法以外,清代魏碑发掘和金石考据学兴盛在书法界引起的碑学运动、崇颜现象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也在民国的美术字设计中得到体现。碑学书法理论影响下的美术字,是从书法作品、碑刻作品中选取笔画加工与装饰,参考书法的结字结构,以传统书法中的结字思想改造美术字的字形,这样的美术字具备鲜明的民族性。文章基于碑学书法理论的视角讨论其对民国美术字设计的影响。

清代朴学兴盛与碑学关系研究

朴学,以考据、训诂为中心内容,亦称考据学。清代中前期,朴学大为盛行。清代书法的发展趋势与朴学兴盛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清代,金石文字资料的出土数量日趋繁多,而训诂恰是以切实可靠的实物为依据,朴学学者对于金石碑版的搜寻、学习、探究以及进行的艺术实践为金石碑学以及碑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朴学的兴盛继宋代之后又一次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碑学的发展。金石碑学理论以及碑学书法的兴起,打破了数千年来帖学一统江湖的大局。

书家本色是诗人--从沈延毅的论书诗看其碑学思想的生成轨迹

沈延毅是中国现当代碑派书法大家,影响甚巨,就连启功先生都对他赞赏有加,曾赋诗云:“白山黑水气葱茏,振古人文大地同。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魏碑出自洛阳,《龙门二十品》在伊水岸边,“伊洛”,魏碑诞生之地。而如今魏碑的传承人却在辽东,是白山黑水孕育了一代巨匠沈延毅。沈延毅是书法大家,更是一位杰出诗人.

碑学视野下的清代帖学式微与当代新帖学复兴

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性,帖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在后世的实践中,碑学在推进书法发展的同时,也将书法引向偏离传统轨道的境遇。碑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对书法创作带来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碑派笔法和碑学审美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帖学的发展削弱了古雅意境的文人气息。本文将梳理并反思清代碑学,以今文经学与考据学为切入点,理清碑学兴起的社会环境,从碑学的理论、审美观念、笔法技巧以及文人精神等方面,来逐步分析碑学对清代帖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当代新帖学的复兴。

“当为隶、楷极则”——谈康有为碑学理论对《爨龙颜碑》的推崇

自阮元提出清代碑学理论后,清代中晚期书法家对碑学书法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大量南北朝碑刻的出土,让清代碑学家们看到了帖学系统之外的又一发展方向。康有为作为晚清碑学名家,通过对金石碑刻的研究,重新审视唐代楷书的艺术价值及历史地位,建立以南北朝碑刻为中心的楷书体系,尤其以南朝宋时期的《爨龙颜碑》为隶、楷之极则,推崇其在唐代楷书之外的书法价值,为后世楷书的学习提供了新的参照。

晚明表现主义书风与碑学思想的滥觞研究

多年来学界一致认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包括政治、经济及16世纪中叶以来的心学与童心说等文艺思潮,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碑学思想却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以晚明时期的社会审美风尚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明时期石碑的考古发掘、碑学观念之生成等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成因乃二维物化结构:当时的尚"奇"风尚、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的文艺思想以及儒家忠义刚正精神等构成其精神元素;"二王帖学"系统及晚明碑学为其物质元素。研究进一步认为,尚"奇"风尚决定了晚明书家的审美取向,碑学思想的滥觞成其审美的最高法度。可以说,晚明表现主义书风源于碑学思想,它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这股书风尚未臻于极致就被肢解,然而,它对后世文艺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轮替与交融:“后碑学”视阈下的碑帖观流变

"后碑学"是相对于清季碑学而言的,此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清代碑学运动对后世书学观念的洗礼及碑学思维的延续。时间跨度为民国初年直至今,在创作理念上表现为由扬碑抑帖向碑帖交融转化,由起初立足于碑最终转向归位于帖。碑帖观念轮替贯穿整个后碑学时期,并伴以碑学概念的扩充和变异。民国书法上承晚清下启当代,具有浓厚的后碑学色彩。如果说民国书法主要表现为碑帖融合的初步阶段的话,则当下书法已然演变为"碑为体、帖为用"的深度逻辑,超越了简单的碑帖融合技巧。"新帖学"的提出宣告了后碑学形式上的终结,但碑帖碰撞开拓了当代书法的新格局,碑学思维还在继续。

清代碑学兴盛成因略论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包世臣碑学思想之渊源授受考述——兼与“源自阮元”说商榷

尽管《艺舟双楫》的成书时间较之阮元著作后出六载,然包世臣碑学思想的授受与酝酿,却是长期贯注在他自少时起便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中,同时深深获益于其交游问学之诸师友的切磋相长。包世臣一生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皆与桐城派的渊系甚深,从而将文坛中与之对立的骈文派旗手阮元排斥在外。其碑学思想遂与其文学思想相观照,在桐城派古文大家之文论文法的沾溉下,融入书论,从而彰示出"文书观照,互为阐发"的综合形态,且一以贯之着对笔法、运锋、结体、分势等可操作性极强、示范意义极大的具体创作技巧的形而下实践品格。因此,包世臣与阮元不存在踵继、阐扬的谱系传承线索,二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渊源授受。二人碑学理论应呈"一水中分,二流并进"的峥嵘态势,并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传承后学的发展中互衍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