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京津冀城市群碳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研究

该文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20年碳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协同水平的动态演进、差异来源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京津冀城市群碳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水平上升趋势明显,以中度协同为主,空间上呈现以京津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集聚发展格局;②城市群整体和三大区域协同水平动态演进趋势均表现出协同水平提高、绝对差异减少、极化现象减弱的特征;③协同水平差距有所减小,差异来源主要为区域间差异,且南部—中部和中部—北部差异较大;④协同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集聚现象,人口密度、金融发展、资本投入、经济集聚对协同水平的溢出效应明显,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有待提高。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与我国碳强度目标实现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是实现我国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2006~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碳排放数据,利用情景预测法和马尔可夫链模型预测2020~203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数据,细分为27种不同情景组合来分析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2030年碳强度目标实现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不同经济增速、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对碳强度下降幅度和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2)从现实角度并结合我国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国情需要,经济过高或过低速度发展均不利于我国社会进步,因此,在经济增速控制在中速发展的最优组合情景下,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的贡献度为2.56%~2.77%;(3)除了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外,仍需从产业结构、低碳技术、能源效率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多途径协同优化调整,才能够实现2030年碳强度目标要求。

“数智降碳”:数字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0省份的数据,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模型,引入技术创新和城市化水平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碳强度的影响效用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能够显著降低碳强度;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强度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双重路径实现“数智”降碳。本文结论为利用数字技术与金融手段赋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Reducing carbon intensity is a key link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akes the bi-directional fixed effect model as the benchmark model, and introdu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carbon inten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digital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carbon intensity in general;the coverage breadth, use depth and digitization degree of digital finance have significant inhibition effect on carbon intensity. Digital finance can achieve “digital intelligence” carbon reduction through the dual path of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moting urbaniza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means to enab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城市化发展能够降低福利碳强度吗?——G20国家的经验证据及对中国的启示

城市化与低碳发展的关系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依据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福利碳强度指标,基于1990—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的数据,计算了G20国家的福利碳强度,并运用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城市化对福利碳强度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样本期间各成员国的福利碳强度呈下降趋势,表明单位福利水平的提升给碳排放空间带来的压力在逐渐缩小。(2)共有29个年份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口贸易和政府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总体而言,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福利碳强度,出口贸易的增加和政府规模的扩大会推高福利碳强度。(3)发达国家的主要局限是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短板在于人均预期寿命偏低。以上结论对中国未来低碳发展的政策启示主要有:要摒弃城市化模式之争,走弹性变通的适宜城市化道路;要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精诚合作,推动治理现代化;要发展高质量出口贸易,助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研究进展综述

节能减排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近年来能源与碳强度成为度量节能减排绩效的重要指标,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生产端强度控制的基础上,如何从根源上在消费端降低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消费端完全隐含能源与碳强度的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展开综述,结果发现:(1)主要呈现出国家层面研究为主、全球层面研究显著增加、省市层面研究开始出现的特征,且国家或省市层面主要聚焦于中国;(2)相比完全隐含能源强度,现有文献更为关注完全隐含碳强度;(3)研究由不区分终端消费向细分各终端消费发展,隐含在出口中的完全隐含碳强度受到了重点讨论;(4)部分研究侧重于局部,比如深度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部分经济部门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在生产网络中传输的关键层级;(5)进行完全隐含碳强度变动的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乘性结构分解分析模型,从时间轴和空间轴展开剖析。现有研究框架未来可以扩展到能源环境相关领域的其他指标。

基于IMO船舶燃油消耗数据报告的集装箱船营运碳强度分析

当前国际航运界正全力朝着低碳和脱碳目标前进,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集装箱船是国际航运主力船型,其脱碳趋势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IMO最新公开的2019―2022年国际航行船舶营运碳强度指标数据,系统梳理集装箱船营运碳强度指标数据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虽然航运业采取强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从营运碳强度来看,减排趋势较为乏力;集装箱船碳减排趋势不明朗,船舶大型化对提升船队整体能效的作用有限,并且大型船舶比小型船舶更易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

康明斯公司和雪佛龙公司扩展低碳强度燃料战略合作

康明斯公司和雪佛龙美国子公司就氢气、天然气和其他低碳燃料价值链发挥各自优势公布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备忘录扩大了两家公司先前在氢气和可再生天然气方面的战略合作,预计将涵盖其他可再生液体燃料,如可再生汽油调合组分、生物柴油和可再生柴油。此次合作旨在促进北美工商业使用低碳燃料产品。

考虑CBAM的中国外贸钢铁碳减排前景分析——基于隐含碳强度预测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逐步实施,其高额碳关税无疑会加速中国出口钢铁行业碳减排进程,而与此同时,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也出台了一系列减碳政策。为探究中国出口钢铁行业在复杂政策下的减排前景与关键因素,使用MRIO方法对隐含碳排放进行计算,构建了基于AO-ELM方法的隐含碳排放强度预测体系,模拟了不同政策情景下该行业的碳排放前景。研究发现,CBAM对该行业碳减排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程度有限,提高中国国内政策的落实速度是更有效的途径;在同时考虑CBAM与国内政策如期落地的情景下,2034年该行业较基准情景可以降低8.35%的隐含碳排放。

数字服务贸易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64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

数字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形式,凭借数字技术赋能的优势,为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注入了新动能。基于全球64个主要国家(地区)2010-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对出口隐含碳强度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服务贸易可以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②数字服务贸易可以通过提高收入水平、优化贸易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来间接降低出口隐含碳强度;③在高收入、高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国家以及ICT信息通信服务部门的降碳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相关数字服务贸易政策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参考。

中国区域碳强度目标设定的情景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情景分析方法，对区域碳强度目标的设定问题进行研究，以区域碳排放模型为基础，根据模型中的熏要影响因素进行情景设定，分析预测区域自身的碳强度降低情况，从而制定出适合本区域的碳强度目标。以北京市为例，设定出15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分析在不同情景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情况。研究表明：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碳强度降低18％的目标是合理的；北京市2005--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在45％～50％之间会更为合理；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碳强度降低区间应在6％～8％之间。对北京市而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平稳发展，都能促进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碳强度下现有营运船舶减排对策分析

在航运业降碳背景下,针对营运船舶碳排放法规的要求,建立营运船舶碳排放评估数学模型,并基于某集装箱船的运营数据对现有减排措施的碳强度和经济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内通过航速管理并辅以有效的减排技术,能满足未来约10 a的碳强度评级要求,而更大幅度地降低航速会影响船舶运营成本;中长期内可通过采用混合生物燃油和加强船队管理等方式降低船舶营运碳排放,使现有船舶在营运周期内能满足碳强度评级最低要求。

中国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因素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为探究工业行业碳强度变化的成因,基于Kaya恒等式的碳强度分解,以碳强度表示产出,以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为投入要素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各要素的碳强度产出弹性反映各要素对碳强度的贡献;并运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碳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抑制了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增长,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拉动了碳强度的增长,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对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影响显著,因此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关键在于减少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能源消费量、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起直接抑制作用;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起直接抑制作用。可见,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1995-2007年我国省区碳排放及碳强度的分析--碳排放与社会发展Ⅲ

利用我国分省区的化石能源消费数据和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公布的我国碳排放数据,对1995—2007年我国各省区的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碳排放和人均排放排序为:东部>中部>西部,但中西部地区碳强度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这种特征与中西部地区高耗能行业占工业比重较高有密切关系。1995—2007年我国省际碳强度差异变化不大;从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差异的角度对省际差异进行的分解表明,我国省际碳强度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部省际差异导致的,而区域之间差异贡献较小。逐步线性回归分析表明能源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省区碳强度的决定因素,说明我国未来碳强度控制应从调整产业结构、改革能源政策、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着手,以确保我国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

能源结构优化对广东省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

能源结构优化是实现广东省"十二五"碳强度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为评估能源结构优化对广东省碳强度目标实现的贡献潜力,本文首先运用情景预测、成分数据模型、GM(1,1)模型等多学科方法预测了2011-2015年广东省碳强度趋势,然后分27个组合情景评估了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广东省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结果表明:在理想情景(经济高速增长、能源消费量强化控制且能源结构大幅调整)下,2015年碳强度相对2010年下降19.37%,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最大,达到99.33%;即使在保守情景(经济中速增长、能源消费量适度控制且能源结构小幅调整)下,2015年碳强度相对2010年也将下降2.66%,能源结构优化对实现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也会达到13.65%。广东省仅靠能源结构优化无法实现碳强度目标,若能系统性采取一系列对策,则完全可能实现广东省碳强度目标。

南黄海秋季叶绿素a的分布特征与浮游植物的固碳强度

依据2005年10月中下旬对南黄海的调查结果，系统阐述了2005年秋季南黄海叶绿素a的分布特征，并估算了南黄海和东中国近海初级生产力水平及浮游植物固碳强度，分析了控制其变化的生物地球化学机制．结果表明，南黄海表层叶绿素a含量的变化范围为0．11～2．38mg／m^3，平均浓度为0．66mg／m^3，明显高于50m层的含量．南黄海表层和次表层叶绿素a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均显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在近岸海域出现显著的高值带，这主要是由于受到陆源输入和沿岸流带来的高营养盐的影响；中部海域的低值区则主要受控于来自东海低营养盐海流的“冲淡”作用．在垂直分布上，叶绿素a最高值基本出现在次表层，与以往发现的该海域次表层溶解氧最大值一致，这显然与南黄海浮游植物及区域水团特性有关．2005年秋季南黄海初级生产力（C）变化在95～1634mg／（m^2·d），平均为586mg／（m^2·d），其分布趋势显示了海洋初级生产力与海水磷浓度以及水团、海流的关系．应用初级生产力估算的浮游植物固碳强度的结果表明，我国东部近海浮游植物年总固碳量约为222Mt，约占全球近海浮游植物的年固碳量的2．0％，为我国东部近海通过海-气界面总表观碳汇强度每年l369万t的16．2倍，在不同的海域，浮游植物固碳量是其通过海-气界面总表观碳汇强度的倍数不同（渤海为3．0倍，黄海为6．7倍，东海为81．6倍）．

典型制浆造纸厂的CO2排放及碳强度的算法和分析

以在我国造纸工业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制浆造纸联合工厂为研究对象,采用“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和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计算工具的方法,研究了温室气体种类、核算边界和方法、工厂能耗和碳排放总量以及碳强度。结果表明,2014年该工厂碳排放总量为430496.772tCO2,不包含生物质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基于工厂的纸浆碳强度为0.228tCO2/t风干浆,为基于产品获得的各种纸浆碳强度的7.4%~56.9%;基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碳强度为1.08tCO2e/1000USD,为我国造纸工业平均水平的56.3%;基于销售额的碳强度为0.301tCO2e/1000USD,约为国际纸业公司的52.6%。结果也表明,影响企业碳强度的主要因素有原材料种类、能源结构、产品结构等,以及为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获得更多的碳排放交易权空间,企业应进一步进行节能减排。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强度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

基于SDM运用Matlab和Geoda测度细化产业结构对我国30个省碳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碳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性和路径依赖性。其中对碳强度的影响,交通业(0.899,最为显著)>工业(0.372)>建筑业(0.316)>第一产业(0.083)>商业(-0.246),整体上看,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降低碳强度;同时现今碳强度更易受交通业、工业和建筑业的正影响和商业的负影响。因此降低此三类产业占比,增加商业占比,并配合新型节能环保技术,有利于降低本地区和周围地区的碳强度。

基于聚类分析的碳强度目标分解研究

基于地区聚类分析得到了我国2020年碳强度目标分解方案。根据各地区在经济能力、排放水平和减排潜力上的相似程度,将我国30个省区分成6类。按照公平原则,经济最发达的第1、2类地区减排目标最高,分别为55%和65%,但是其减排潜力较小;按照效率原则,减排潜力较大的第3、5类地区减排目标最高,分别为48%和61%,但是其经济相对落后;综合分解方案显示减排潜力最大的第5类地区,以及属于工业与排放大省的第2、3类地区的减排目标最高,分别为54%、49%和49%。而在这3种分解方案下,经济能力、排放水平与减排潜力都较低的第4类与第6类地区减排指标最高不超过40%。经济能力与减排潜力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导致仅通过碳强度目标的分解无法较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

我国工业碳强度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分析1998—2008年我国工业碳排放和碳强度空间分布特点的基础上,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回归分析模型,探索地区工业碳强度变化的原因。研究发现,省际工业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回归分析显示,地区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比例越高,其工业碳强度越低,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碳强度,但其效应较为微弱,地区工业结构中大中型企业比例增加、重型工业和国有企业比例减少均有利于降低工业碳强度。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各地区在发展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应积极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以降低工业碳强度,要鼓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规模,防范重工业过度扩张和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