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保护困境与未来进路

当前,中国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面临着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政策,难以应对不断出现的社会保护问题,以及政策难以落实的困境。这需要在政策制定方式上从传统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问题导向”,转向以保障权利为目标的“权利导向”。流动儿童权利实现障碍的根源,在于其基本生态系统因流动而发生负面转向,立足流动儿童权利的保护优化社会保护政策,就是重构其基本生态系统以保障权利的实现。而这实质上是将对流动儿童的社会保护政策从原有的面向保护对象领域拓展至保护主体领域,由此实现流动儿童社会保护政策的制定从问题导向转向权利导向,切实保障流动儿童权利的实现。

零工经济下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的路径探析

《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是从事零工经济的主要群体之一。以零工经济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为研究对象,分析零工经济的内涵与特征。采用调查研究法,对零工经济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现状进行梳理,并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用工模式“去劳动关系化”,就业安全性不足;就业形式“灵活多样化”,社会保障供给结构性失衡;用工平台就业“去中心化”,用工权益难以保障;组织建构工会困难,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四个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零工经济用工模式、创新社会保险体系;维护社会保障权益、加大监管力度;强化用工平台责任、完善工会组织建设,创新维权服务方式。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跨区域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是衡量城市融合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本文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社会保护指数(SPI)视角,评估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困境和治理策略。实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保护可分为福利型、储蓄型和保险型三种模式,其政策特征和社会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对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体系提出建议:以政策供给服务质量为基础,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社会保护成效;以多元社会保障需求为靶向,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整体统筹效能;以跨境统筹协调机制为保障,打造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湾区模式”。

土地流转、农村剩余人口及其社会保护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释放的制度效应,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使农地资源进一步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在此背景下,乡村既有的利益格局被搅动,农村剩余人口的生计受到冲击。本文尝试建构土地流转的人口分析范式,从家庭束缚和人力资本两个维度,将农村剩余人口划分为相对剩余人口和绝对剩余人口两种不同类型,阐释他们与土地结合而形成的生计模式,即“范围经济”和“老人农业”,在此基础上,分析资本下乡促成的土地规模流转如何重塑他们的生计。最后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提出如何完善社会保护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就业格局,以缓解因土地规模流转对农村剩余人口造成的生计压力。

我国社会保护再分配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对由社会保险、就业市场项目、社会救助计划(这三个领域合称为公共转移支付)及私人转移支付四领域构成的社会保护系统在再分配方面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特困户、低保、五保户等项目的累进性较高;社会福利的获得主要来自于瞄准效率而非规模效率;公共转移支付使得贫困率下降10%左右,基尼系数下降7%左右,养老金有最大的减贫效应;养老金减少城镇贫困和不平等的作用强于农村。最后,分别模拟了养老金变动和低保只流向最低收入水平家庭时,再分配及收入-成本比率的变化情况。

欧盟对海外侨民的社会保护及其启示--基于法、意、罗三国基础设施的分析

论文以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三国为例,深入探究欧盟对海外侨民的社会保护特征。认为当今时代跨国移民快速发展,对海外侨民的社会保护愈益引起祖籍国的高度关注。社会保护内容主要包括失业、养老金、医疗健康、家庭福利、经济救助五大领域。法、意、罗三国的侨民社会保护虽各有特点,但在国家战略上都非常重视侨民价值,构建有广泛而强大的侨民基础设施。它们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协助侨民获得社会保护、整合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多边与双边社会保护协作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海外侨胞的社会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走出反哺: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的生成逻辑、社区基础与社会保护

当前农民家庭普遍面临扩大化再生产压力。由于劳动能力不足,很多农村高龄老人被排除在“父-子-孙”三代家庭之外,需自行安排养老生活。立足村庄来看,制度赋能下养老资源的底线获得、熟人社会中养老需求的互助帮扶、规范转型中养老话语的再造,构成老人自养秩序维系的社区基础。但这种自养秩序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对此,可从国家层面的家庭政策建构与村庄层面的公共文化治理切入,探索农村自养秩序的社会保护路径,助力老年人过上美好晚年生活。

发展型民生保障: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机制研究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多种生产方式,不同形态的经济活动方式对应多种社会保护机制。社会保护经常被理解为比社会保障具有更广的义涵,社会企业的经济与社会混合性质就包含了多种经济关系在内的社会保护关系,体现了社会保护机制的滞后性、并存性、继起性和衔接性。作为社会互助体制中的市场互助主体,社会企业从生产出发,对脆弱群体、低收入群体和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特征的社会保护手段,这正是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践议题。社会企业优化了社会福利资源配置,也唤醒了冷寂的市场互助体制,为福利治理改革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数字经济趋势下新就业形态发展及其社会保护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模式,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经济催生出一大批新就业形态,表现出灵活多样的从业形式和就业特征。这些新型就业形态的用工类型较以往的标准化用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台、代理商、从业者等多方主体的存在使劳动关系界定复杂化,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已无法完全适用于平台的新型用工关系。积极面对技术发展引致的社会结构调整,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护,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需求。

“社会保护”: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社会保障融合性本位

社会保障是有益品,更是一种社会政策。为了响应新时代号召,解决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公平正义,需明确对应的本位性理论基础。本文立足于中国实践,借鉴国际方案,提出了“社会保护”的社会保障融合性本位,旨在拓宽社会保障功能边界,达到维持社会稳定、平滑社会风险、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的,发挥社会保障政策工具的更好经济社会效益。

转型期俄罗斯社会保护机制的构建(1991—2000)——基于制度主义视角

从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探索20世纪90年代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经济剧烈变革的社会后果及其对社会保护机制构建的影响。俄罗斯转型的初始条件酝酿于前苏联体制中,政治经济的双重转型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导致旧的社会保护体制功能下降。俄政府开启重构社会保护机制的进程,解决最为突出的失业、贫困、社会不公、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等问题,形成以多方筹资为基础的社会保护机制。新的社会保护机制的构建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其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体制巨变下的被动反应,也有自身内在发展的阶段性轨迹。

社会保护的历史演进

社会保护,是为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所使用的新概念,是国际上关于民生保障的新的共识。从历史上看,作为一种社会机制的社会保护在其发展过程中,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变化的。农业社会有传统社会保护机制,工业社会有现代社会保护机制,后工业社会有后现代社会保护机制。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关节点上,社会保护机制必然要发生重大的改变。

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与社会保护:从“城市融入”到“社会融入”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政策研究

青少年弱势群体在家庭、学校、工作等方面面临程度和类型不同的“社会排斥”,生存与发展状况堪忧。尽管社会政策在整合城市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的社会保护政策和司法保护制度还存在观念误区、“缺位”现象等问题,必须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中特别重视社会公平,完善青少年法律政策,从根本上改变弱势青少年的困境。

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

本文讨论了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的功能及其意义,认为应明确将“反对社会排斥”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推进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生存权保护与发展权保护并重,注重城乡统筹,且要依法推进,循序渐进。

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政府责任的理论求证

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同时,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因而就必然提出了政府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过程中的责任问题。政府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逐步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体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治风险,促进社会发展。

论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

近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城镇就业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的同时,其社会保护状况却令人堪忧。由于法律、政策和观念等方面原因,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护陷入严重困境:非正规就业者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产就业面临资源障碍,权益诉求困难,社会地位地下。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的缺失对整个社会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后果。因此,应尽快形成完整的非正规就业社会保护政策,使非正规就业者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就业,使社会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发展。

弱势群体的经济成因及其社会保护

弱势群体源于社会变革和公民个体的生活变迁。弱势群体与一般社会公众的生活距离和区别,不仅在生活内容和生活水平上,也包括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弱势群体的产生和存在对社会的稳定、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着力转化、提升弱势群体是社会控制和政府管理的重要课题。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保护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

本文反思性地回顾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发展历程发现,在技术治理范式下社会工作专业使命出现了"名实不副"的悖论。文章尝试从结构需求、政治逻辑、体制建构、机制创新等方面探析社会工作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的多重空间。同时,从嵌入生活世界、洞悉深层结构需求,积极推动社会体制与治理结构优化,深入推动社会服务的社会性转向,以关系重建来助力共享发展四个方面建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保护的行动路径,以迈向一种更包容、团结、泛利的共享发展型社会。

入乡随俗的“社会补偿”:社区营造与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网络构建——以D县T村的公益创新实验为例

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困境是城市化进程的社会成本和城乡福利资源醒置不均导致的社会损害。文章以湖北省T村的公益社会创新实验为例,讨论社区营造与留守儿童社会保护机制构建之间的内在联系。现究发现,公益慈善创新试验提供的留守家庭补偿教育服务以殊异于国家与市场的柔性力量通过家庭协力机制建设、扎根乡土的共同体意识塑造和社区社会记忆保护优化乡村生活环境以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重视村民参与和村庄内生力量提升的乡村社区营造是让村落成为承载乡土记忆与情感,蕴涵地方社会福利体系和自治能力的重要尝试,应通过儿童环境友好型社区建设构筑扎根乡土的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网络。文章为从"家庭—国家"转向"家庭—社区"视角来创新留守儿童社会保护机制构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