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中国化视域下吴文藻《蒙古包》的研究方法

吴文藻教授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奠基人,他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发表了诸多学术成果。《蒙古包》是1934年夏,为响应燕京大学“开发西北”的号召,以吴文藻为首的八人组织平绥沿线旅行团,对平绥沿线(今京包铁路沿线)进行考察后的成果之一。《蒙古包》是创造性地运用社区研究方法,结合实地调查法与案例分析法,灵活运用结构分析法与数据分析法的成功范例。通过社区研究方法,吴文藻深入考察了蒙古族社区的社会条件、生活环境,并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通过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他深入了解了蒙古族社区的具体情况,避免了理论框架的局限;通过结构分析法与数据分析法,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凸显了研究对象的概貌和特征。

许仕廉对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推进

许仕廉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他提出了"本土社会学"的社会学思想,确立了燕大社会学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基点。在任期间,他改变了燕大社会学早期服务于基督教的特征和依赖外国教师的局面,初步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课程体系,开拓了社会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学术路径,有选择地引入了人文区位理论,培养和储备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骨干人才。许仕廉开启了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在燕京大学社会学中国化乃至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引领者和奠基人的角色。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呈贡县的“魁阁”与“文庙”: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两大学派

社会学中国化一直是社会学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率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云南呈贡县城的魁星阁内有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文庙内有陈达、李景汉、戴世光负责的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这两个学术共同体分别以社区调查和人口普查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方式,在社会学调查的理论、方法及取得科学成果等方面实现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了"魁阁学派"和"文庙学派",成为早期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两个主要的学术流派,对中国社会学及国际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社会行动秩序呈现出双面性特征,社会心态与文化价值也发生深刻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急需解决社会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梳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思想脉络。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力避"国家—社会"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已是明显的学术主调,而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却极大地丰富、凝练和升华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当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质性独特,使得"国家—社会"关系面对从未有过的实践背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问题也更为尖锐。因此,"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是应对现实考量的郑重选择,而如何回应这些前所未遇的现实考量也不断激发了"中国经验"的实践活力。

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

社会学是一门以当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以对具体的社会作经验研究为学科特色的。综观这门学科的发展历史便可明白,探求达到一个社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以维护该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规律,乃是任何历史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尽管在古代思想家那里已经显露出朴素的社会学思想,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则只能在资本主义时代才会出现,因为唯有社会分工高度发达后,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及社会整合才显得有意义。 至于“具体的社会”当作何解,笔者认为其中可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指社会形态的区别,即指建立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自然也包括当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

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作为一门对中国学术和建设事业有所贡献的社会科学,社会学追求的学科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使自己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即是通过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积累表现中国社会结构、运动与发展特殊性的材料,从中归纳出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用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

吴文藻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

吴文藻先生首次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主张,并围绕这一主张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主要体现在建立一套适合研究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构架,提出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社区研究,以及培养中国化的社会学人才等观点。

论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与再探索

回顾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会发现社会学中国化出现过两次浪潮;而在世纪之交,又迎来第三次浪潮。社会学中国化的三次浪潮都有其发生的背景、目标、内涵和表述语言,在层次上是递进的。要真正完成社会学中国化的任务,还须加强理论研究的力量,推进“宏观理论”和“后设理论”的建设,才能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的协调发展。

在回顾和反思中把握“社会学中国化”

2006年8月,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与会代表就“社会学教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热烈和富有成果的研讨。本刊特邀部分与会学者将其发言整理成文,试在梳理出一条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以期为社会学学科及科研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抛砖引玉之意。

社会学中国化内涵的再认识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化"(本土化)一直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有必要批评两种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观点:一是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其理论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与规律性,因此本土化的意义并不大;二是一种类似于"压迫—反抗"式的观点,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作各国家各民族在学术上对优势国家文化殖民或学术殖民的被动反抗。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是紧紧嵌入进本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中的,并呈现出变动性;此外,中国深厚的文明传统也形塑了社会学在中国的独特品质,而且具有稳定性。正是这"变动——稳定"的辩证关系,才能予以社会学中国化最好的诠释。当前,在新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机遇下,对生活的回归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转向。

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挑战与路径

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从1.0版到2.0版中国社会学家从民国时期起就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吴文藻、潘光旦、孙本文、费孝通等一批社会学家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社会学本土化建设。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还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誉。1中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呼吁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基于大学的社会学专业教育面临缺乏本土教材、本土案例和资料以及基于本土田野调查的本土化理论的状况。

社会形态学-人文生态学的知识谱系与“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个社会学专业团体提出的学说,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形态学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人文生态学在知识谱系上具有一定的关联。从哈布瓦赫的芝加哥之行及两个学派彼此互动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当时以英美和欧陆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学基本格局。在此背景下,受不同传统影响的吴文藻、杨堃等人的主张与实践影响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并最终塑造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主体风格。社会形态学的发展历程及社区研究的成就和反思表明,更具有解释力的研究需要重返社会形态学的整合框架,在总体性关照下立足本土实践,通过深入的经验研究和多方法结合揭示社会的复杂性。

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启示

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启示郭彩琴社会学诞生于１９世纪的欧洲，后传入美国，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到本世纪３０年代，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学，进而影响欧洲及整个世界社会学的发展。本文拟通过对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过...

台港学者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动向

台港学者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近几年的两个学术研讨会议上:一个是1980年底在台湾举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一个是1983年春在香港举行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1980年底在台湾举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议上引人注目的是肖新煌、金耀基、叶启改和高承恕的论文。以肖新煌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初探”论文最有代表性。其他人的论文还有文崇一的“报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谢继且的“

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当代中国社会学应该具有的理论自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坚信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作出贡献,因而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前者是社会学中国化,后者是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二者虽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两个阶段。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

自从一九七九年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一直为理论界所关注，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比较社会学与社会学中国化

目前,我国社会学界十分关注“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这一研究课题涉及到本门学科的理论建设、方法体系和应用领域等各个方面。研究课题的提出和解决要求思考与此相适应的研究手段。本文试图运用比较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

社会学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社会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从几个方面,对这一课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 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科学,为什么不谈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中国化,而偏偏要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呢?

社会学的中国化:发轫、延续与重启

在中国社会学1979年重建以来的四十年中,与1930-19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以及1970-1980年代的中国台港地区社会学讨论能够接续的历史性议题,恐怕当属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了。三代中国社会学家所致力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涉及的就是两大主题:其一,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其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一开始,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实践,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接下来,台港地区社会学家不仅接续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传统,而且通过参与并帮助大陆重建社会学而将中国化的"接力棒"传递到大陆新一代社会学家手中;再往后,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中,新一代社会学家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引导下,将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尝试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今天,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交织影响下,中国的社会学家正在积极参与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并由此真正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学话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