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因城镇化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儿童照料资源日趋消解,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然而,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支持家庭”“多元共治”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要实现“社会救助”向“社会投资”的理念转变,应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为根本,从导致亲子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利用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家庭”手段,构建政府、家庭、社会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以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吗?——基于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的实证分析(1990—2017)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范式试图超越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本文利用经合组织国家社会福利支出数据库(SOCX)和福利国家比较数据集(CWS)建构了涵盖18个经合组织福利国家1990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福利支出指标和税后基尼系数为代理变量,检验了福利国家社会投资转向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福利体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条件下,福利国家提高社会投资类政策支出比例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在主效应的前提下,福利体制对两者的关系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强化了两者关系,而南欧和东亚福利体制削弱了两者关系。这表明福利体制对理解福利国家的社会投资转向改革以及缓解收入不平等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生命力。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的社会投资理论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提出社会投资理论,成为打破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二元对立的最佳出路,也为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内在矛盾提供了一剂良方。以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选取312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知识图谱和聚类分析,发现我国诸多学者对社会投资理论的研究视角虽然不同,但研究内容整体呈现出多元共存、多维并进的趋势,并逐步实现三种转变,即由社会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国家,由效率优先转向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由经济利益至上转向以人为中心。

矿业权制度的本质是吸引社会投资

近年来,融资难已是普遍现象,矿业融资则更是因其高风险、周期长而寸步难行。矿业融资难关键不在于没有融资渠道,而在于理论不清晰无法开展融资。为解决矿业融资中的理论争议,本文分析了矿业权双重属性。本文认为矿业权制度资源属性决定了其战略意义,财产属性决定了其促进与资本结合的经济属性,而其财产属性应当隐含吸引社会投资的基本意向。风险投资与矿业结合,以矿业对赌的形式出现,便是实现矿业权经济属性的绝佳路径。

公益创业与乡村振兴:社会投资的新视角

在全球范围内,乡村振兴一直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乡村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资源和传统文化,然而,多年来,乡村地区一直面临着经济发展滞后、人口外流、资源枯竭等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各国纷纷制定了乡村振兴政策,力求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公益创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商业思维和社会责任的创新模式,正日益引起全球关注。公益创业家们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社会使命感,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包括乡村地区面临的挑战。这种新兴领域的兴起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公益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未被充分挖掘的机会和潜力。文章旨在探讨公益创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社会投资的新视角引入乡村振兴战略中,通过深入研究公益创业的理念和实践,结合乡村振兴政策和挑战,可以寻找新的方法和策略,更好地利用公益创业的力量,推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深入探讨公益创业的定义、特点以及社会投资的新视角,分析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具体建议。

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路径如何行之有道?——基于日本、韩国和中国社会支出的比较分析

既有文献指出,西方国家的社会投资国家发展路径有两条,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路径和自由主义路径。社会民主主义路径的基本特征在于,社会投资政策支出水平高,社会投资政策的主体是公共部门,社会补偿和社会投资政策两者支出同步增长。而自由主义路径的发展特征是,社会投资政策支出水平低,社会投资政策的主体是私人部门,强调工作福利,社会补偿和社会投资政策两者支出此消彼长。进一步分析东亚的日本、韩国的社会支出发现,东亚生产主义的发展路径与自由主义路径相似,但韩国社会投资国家路径呈现转型的趋势。相比较而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老龄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社会投资国家建设必须超越竞争关系,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重视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投资国家的发展道路。

重塑与分化: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聚类分析(1990—2019年)

7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投资成为指引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新兴范式。为捕捉社会投资福利国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社会支出数据库构建了涵盖19个样本福利国家1990—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将福利国家所有的政策支出按补偿—投资分类后,样本福利国家补偿类政策支出规模是投资类政策支出的2倍以上。分别采用政策支出、政策产出以及政策支出—产出联合变量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样本福利国家稳定地聚集为“五个世界”,这既刻画了欧洲与东亚福利国家在社会投资范式下的重塑,又有效识别出日本、葡萄牙、荷兰在社会投资范式下的分化。然而,这五个集群并未完全脱离福利体制的分类,表明福利国家虽在社会投资范式下历经重塑与分化,社会投资范式转型仍未彻底完成。

政府研发补贴、社会投资跟进与企业创新融资

笔者从信号传递的视角理论诠释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04年-2013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DID方法、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计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缓解潜在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社会投资者（特别是银行贷款）产生信号传递效应;较之银行长期贷款,政府研发补贴对银行短期贷款的信号传递效应更强;政府研发补贴本身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政府研发补贴与银行贷款跟进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

社会投资视角下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社会投资视角下我国生育假相关政策的地方创新

生育假相关政策是我国率先落地的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也是各国普遍实施的重要社会政策。在当代各国的社会政策改革中,社会投资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社会政策对人进行投资,这与我国生育假相关政策的内在含义具有一致性。我国生育假的具体构成及待遇的依据主要是地方政策。延长产假、明确护理假和提出育儿假是各地共同采纳的政策,国家政策引导和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学习是以上政策迅速扩散的重要机制。部分地区还探索了灵活休假政策、基于孩次的差异化政策、产前假政策、产前检查陪护假政策和哺乳假政策。从社会投资视角出发,我国生育假相关政策的逻辑起点应在提升整个人口的人力资本,其优化需考虑顶层设计上突破路径依赖、探索建立分层次的生育假体系、建立合理的生育假成本分担机制。

图书馆社会投资与资源共享问题的博弈分析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原理对公共服务机构的图书馆在吸引社会投资中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实现图书馆投资多元化可采取的一些办法。同时对文献资源共享进展缓慢的原因进行了博弈分析 ,认为图书情报部门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的职能机构 ,采用集中统一原则 ,实现行业化管理 。

英国“社会投资型国家”体育政策研究

英国政府将体育视为一种有效的潜在工具。通过体育的大众化,政府实现了建设稳定安全的社区、发展经济、培养居民体育技能、满足儿童需要,以及增进健康等多种社会目标,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政府发展体育事业也体现了社会平等的理念。政府为公民提供均等的体育参与机会,通过体育活动个人获得了身心健康,社会实现了和谐稳定。可见,英国的体育政策充分反映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理念。体育在英国社会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社会投资视角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这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短缺、社会支持网络单一、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农民工群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以往研究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制度因素。然而,单纯地取消农业户口并不能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制约。公共服务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外部力量,只有通过政府社会服务支出增加,进而加强农民工职能技能培训、搭建就业指导平台、重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才能从根本上弥合二元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

PPP模式视阈下的西藏投融资体制创新初探——兼论国家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关系

西藏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融资渠道单一、国家投资对民间投资拉动和撬动作用明显不足等问题,这与经济新常态下激活民间投资、做大固定资产投资总盘子要求严重不符。本文立足西藏特殊区情,围绕理顺国家投资与社会投资关系,在加快运用PPP模式视阙下,认为构建以国家投资为核心、以吸引内地社会资本为辅助,务实高效的投融资模式是当前西藏投融资体制创新的理性选择和应有之意。最后文章从观念更新、合理定位、增加市场主体、规范操作程序、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加快运用PPP模式,理顺国家投资与社会投资关系的对策建议。

超越“奥菲悖论”:社会投资理念的兴起与转变——兼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

"奥菲悖论"已困扰了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一百多年的时间,使其一直陷入"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非商品化—劳动力再商品化"的矛盾循环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所掀起的以社会投资理念为核心的改革热潮中,福利国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自身能力的开发、积累与激活,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了社会政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超越了"奥菲悖论"所设下的迷局。通过借鉴西方的社会投资理念,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着力点应聚焦于转变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定位,并着重构建儿童与家庭福利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体两翼"的现代社会政策路径。

试论社会投资思想及对我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启示

本文首先论述了社会投资思想及其政策是现代西方福利演变和福利国家制度危机的必然产物,接着分析了经济学和社会福利思想中的“社会投资”概念的不同含义,并阐述了社会投资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逻辑基础,最后提出了社会投资思想及政策对我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社会政策的若干启示。

社会投资视角下乡—城流动妇女工作与家庭平衡机制研究

社会投资将社会政策视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强调通过对人口的投资来回应政府所面对的治理挑战,尤其支持性别平等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乡—城流动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一个重点关注领域,需要探索这一群体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机制,以促进对她们的社会投资。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表现为双向冲突与彼此增益。乡—城流动妇女得到来自父辈和配偶的子女照料支持不足,难以获得来自工作单位的支持,并未真正受惠于来自社会政策的支持。完善家庭友好政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能够支持乡—城流动妇女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实现这一群体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社会投资型国家”对解决就业困境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改革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提出了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主张,其核心内涵是国家通过教育和培训的途径投资于人力资本,实行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这对我国改善目前劳动力的状况和缓解就业压力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国应通过提高教育投入和建立职业培训体系的途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分析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以社会投资回报分析法(SROI,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为蓝本,对一个项目实例进行初步评估分析。研究发现,SROI可较全面描述利益相关方在项目中的投入、产出及成果,并将项目成本、成效和投资回报率进行量化,以检验服务项目是否创造效率、质量、成效和公平的预设价值。但是,SROI亦面临操作成本和成效统计复杂、难以收集相关评价数据和成效定价困难等方面限制。最后,文章建议借鉴SROI思维与技术,开发包涵多元价值属性的评价准则与相关分析工具、搭建公共服务评议平台,构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评估体系。

“社会投资”理论视角下加拿大社会政策改革考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加拿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建成高福利国家,然而高福利导致加拿大政府在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急剧增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和消除财政赤字的社会呼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投资"理论指导和影响下,加拿大从削减福利开支、投资于人民、投资儿童、多元参与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政策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加拿大的社会政策改革仍在进行当中,在某些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以社会投资为导向的加拿大社会政策的改革,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在当代中国,社会投资也应成为社会政策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我国的社会政策改革应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积极鼓励社会参与,扩大社会政策的覆盖面,提高社会政策的适应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