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信访:民众诉求表达与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制度安排

信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深嵌于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信访制度发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历经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发展,到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其的改革重塑,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在实践过程中,信访制度塑造了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与信访民众等多行为主体之间复杂的关系样态,呈现出“政府回应与社会抗争”“群众路线与维稳利器”“维权之举与谋利之术”等行为逻辑。就未来改革和研究议程而言,需从宏观上将信访融入国家治理整体格局中思考,从中观上优化信访制度本身的运行逻辑,从微观上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的各项机制。

着力构建湖北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论述,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共同缔造理念,平安湖北建设水平快速提升。然而,湖北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加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共同缔造理念为引领,以其他省份成功经验为借鉴,坚持问题导向,打造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长效机制的湖北模式。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安定和谐的乡村环境作为基础。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显现种类多样性、时间季节性、规模群体性、层次复杂性的特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淡化、乡村社会调解不够完善等,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化解乡村矛盾的关键,必须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思想引导、统筹协调、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夯实经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预防机制、探索多样化解模式四个着力点,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

新时代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的出场语境、科学意涵及实践进路

“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是党中央为统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与公共安全建设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对近年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的动态分析是其文本语境,对已有思想认知与理论成果的扬弃是其理论语境,对当下社会关切与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是其实践语境。通过对近年来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新时代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已形成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治理有机统一,目标层、任务层、保障层三维度治理要素相互协调的功能体系。新时代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备平安建设、司法补充、基层整合和社会动员四大预期功能,以及重心下沉、纵横协调、快速响应三大结构特征。为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增强其适应性,应推动理念转换,促其从减少存量向实质解纷转变;推动结构创新,促其从分域治理向市域统合转变;推动动力再造,促其从依附参与向群防群治转变。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创新实践分析——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基层社会需求、矛盾治理短板、国家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着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创新实践的探索,由此应运而生的四川“诉源治理”、浙江“矛调中心”、陕西“两说一联”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并在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树立品牌经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这三个中国本土案例的考察,发现中国基层经验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还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推广的经验范本:“诉源治理”构建追本溯源与未然防范的感知机制、“矛调中心”搭建部门集成与功能协作的灵活机制、“两说一联”创建集体动员与主体协同的回应机制,整体性视角下的三项机制融合,均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贡献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具体表现为,通过确证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适用范围;通过界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和特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普遍真理性;通过规定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向度;通过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多重动力。

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SARA模型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工作纪实

浙江衢州衢江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试点是由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州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承担的第七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中共衢州市衢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衢江区社会治理中心)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中心建设、运行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标准化体系,不断提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化水平,打造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点站”,让群众幸福感更真、获得感更实、安全感更足,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建设。

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的科层化协同模式研究——基于S区“枫桥经验”治理的实证研究

复杂风险环境下,单一科层制的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由此产生了“运动式治理”“协同治理”“精细化科层”等新的治理形式,但都未能在实践中形成稳固的治理模式。科层化协同即通过科层力量渗透或嵌入协同网络,使得科层因素对整个协同模式起主导性作用。科层化协同模式并不致力于完全打破科层制,也非协同制的异化,而是中国治理语境下的调适,使得协同效能得以发挥,收到持久稳定的治理效果。对在社会矛盾治理中取得良好效果的S区枫桥式治理实践进行分析,是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化,或有助于我国基层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的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矛盾治理路径研究

文章简要阐述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化解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持续加强政府领导,培养农村基层干部法治意识,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力量,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提高农民法治观念及道德水平,健全基层矛盾化解协同机制等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策略。

教培机构少儿英语教育问题探析——以社会矛盾分析法为视角

“儿童英语学习热”逐渐来袭。随着教培市场的转型,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少儿英语“兴趣班”,但同时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儿童阶段是英语学习的敏感时期,少儿英语教培机构的质量需要我们严格把关。社会矛盾分析法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一,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事物内部矛盾,看透悟深事物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本文通过运用社会矛盾分析法对少儿英语教培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旨在根据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创新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因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动力减缓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复杂化多元化,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创新是关系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够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范本——重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最早始于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几经修改、补充和完善,于同年6月19日正式公开发表。当时的国内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历史方位和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革命语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语境”。

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分析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不仅是面对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化的现实需要,本质上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构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共同体,核心要义在于搭建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形成矛盾纠纷治理中政社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为此,必须要重塑多元主体间的关系,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多元主体间合作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进而真正将治理模式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摆平”到“治理”: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顶层逻辑和实践之维

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社会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探索建立了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从“粗糙摆平”到“精致治理”的社会矛盾纠纷治理转型,体现了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本文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阐释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的目标,并通过该机制运行的地方实践,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脉络,为进一步建设成熟和稳定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论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与社会稳定、群众幸福感密切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在产生根源、矛盾类型、跨域属性、演化进程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治理环境的变化给矛盾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有限、多元文化冲击、法治化水平和政策工具不足等短板。因此,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应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角度出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手段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完善。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新时代十年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政策历程、机制解构与基本经验

复杂多发的社会矛盾是我国当代社会空间结构中难以规避的必然客观存在。新时代十年,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政策整体呈现渐进式优化特征,基本经历缺量弥合期、要素提升期和效能优化期三个阶段。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搭建起一种非排他性综合合作话语程序,形成党委系统领导下社会系统构建的“安全阀”、行政系统构建的“分流阀”和司法系统构建的“裁判哨”在内的三级过滤结构。社会矛盾的成功化解与社会秩序的长期维系,离不开对法治的坚持、各主体的合作及压力分担、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手段优势的发挥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四条核心经验。在新发展阶段,精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需要进一步建构整体性政策体系、在政策执行中充分实现价值理性和大范围提升公众参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