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70年历史轨迹、制度特征和基本经验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亦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标志着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本文以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为切入点,选择现代、广义社会福利理论视角,将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建设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概括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九大结构性特征,总结六大基本历史经验。总体来看,70余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走过曲折坎坷、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蕴含现代法治的普遍性规律。主要启示包括:家庭化保护应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现代社会发展应避免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最佳的社会政策也是最佳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与社会福利损失

一国医疗资源的配置结构直接影响这些资源向医疗卫生服务转化的效率,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问题不仅影响着公众健康,同时也制约着公众社会福利。不仅如此,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导致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井喷式增长,与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下的碎片式服务供给体系形成巨大反差,导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将引发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实证检验,剖析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影响社会福利的内在机理以及人口老龄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存在最优化的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在该结构下公众社会福利实现最大化;与这种最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相比,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会引发社会福利损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异质性分析表明,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和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密度能够减少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增加其福利损失。本文研究结论对于缓解卫生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问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城市生产率、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以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样本,从空间一般均衡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分析城市生产率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城市单位劳动力产出以年均9.05%的速度增长,人均福利以年均6.17%的速度增长。其中,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各城市加总TFP的增长和城市间劳动力配置的改善。(2)城市生产率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总产出增长和总福利增长,其中直接效应发挥主要作用,在产出增长和福利增长中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67%和77%。(3)超大城市与城市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较为突出。因此,提高城市生产率水平、改善城市间的流通障碍、发挥大型城市与城市群的辐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的有效手段,也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社会福利权:演进动力与发展进路

研究社会福利权如何发展的前提是要厘清为何发展社会福利权。社会福利权的历史演进表明,针对福利国家的福利权危机,只有社会主义思想能够给出根本解决办法。社会福利权是在宏观社会结构与“人”这一微观社会主体的共同作用下生成与发展。将满足人的需要作为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手段的国家,其社会福利权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有限且缺乏持续性,不断消解的社会福利权甚至助长了贫富差距。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中国坚持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权利为首要福利权,在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福利权进程中循序渐进推动社会福利权体系建设,最终实现最大的社会福利权即人们的美好生活权利。

新时代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研究——走向全龄友好社会

国家“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对我国社会福利设施体系提出了新目标。既有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体系、设施功能、规划标准等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基于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情况,以面向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的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为重点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既有设施体系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相关设施规划标准在实践中的应用反馈,对新时代国家层面城市公共社会福利设施规划标准的修订提出了总体思路,并从体系完善、级配方式、指标修订、选址要求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兜底性民生建设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建构——基于社会福利权的考察

兜底性民生建设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环节,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福利权的必由之路。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中,兜底性民生建设兼具权利论与义务论的双重意蕴,是社会福利生产集中化的必然结果。发达国家探索形成以责任型制度理念为引导,以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并举为核心,以“需者福利”为原则的兜底性民生建设形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系,需要建立在国际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宏大视野之上,须以积极稳健的举措接纳和解决复杂化民生问题,须淡化身份标识、制定具有专门性、针对性的社会福利政策,须以就业兜底帮扶为核心,实现社会福利个体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内在均衡。

延迟退休、个税递延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及政策优化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养老体系效用,并全面提升整体社会福利,将成为推动实现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养老金替代率是衡量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保证退休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至关重要。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统账结合”的世代交叠模型,在考虑缴费不实的情况下,定量考察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一定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下探究两种政策的最优实施组合。结果显示:在一定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下,个税递延可抵扣比例和延迟退休时间呈负相关关系,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发生变动,两种政策也需做出相对应的调整。从两种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效果看,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均能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两种政策搭配实施能使养老金替代率达到目标水平,但是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金替代率和社会福利的提高程度要高于个税递延政策,且社会福利随延迟退休时间的增加而提高。此外,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提高养老金替代率的路径不同,延迟退休政策能同时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和统筹账户养老金替代率,进而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个税递延政策只能通过提高商业养老金替代率来提高养老金替代率。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下,预期的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决定了两种政策组合实施的优先顺序。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60%和65%时,应优先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当养老金目标替代率达到70%,即达到不影响老年人退休生活水平的状态时,应搭配实施两种政策。因此,中国应该统筹实施延迟退休和个税递延政策提高养老金替代率,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也能促进中国多支柱养老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社会福利项目的高估: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为例

社会福利项目评估在国内方兴未艾。但社会福利项目的社会性、广泛性、复杂性及其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评估的艰难性。通过调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及其满意度评价情况,笔者发现在政府部门、康复中心、评估机构、服务对象四方主体互动下,呈现出高满意度评价。而多主体互动下的社会福利评估更为异化,形成了评估的专业性妥协、评估的机会空间、评估的权威性消解等问题,出现了普遍性高估,易使我们深陷“成效卓著的想象”而忽视或回避各种问题,进而导致各种问题越积越多而长期得不到正视与解决。因此,应警惕其背后沦为政绩证明的技术工具与避免陷入“成本—收益”的利益工具陷阱。

混合所有制改革、跨国技术授权与社会福利——基于混合寡头模型的研究

为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公有企业民营化对技术创新传播及本国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将跨国技术授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构建一个存在成本差异的本国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的混合寡占模型,通过比较混合寡头和私有寡头两种市场下外国非生产型技术持有者的最优授权范围,探讨了跨国技术授权时公有企业民营化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市场结构下技术持有者最优授权范围都取决于两类企业间的成本差距和技术创新程度;跨国技术授权时公有企业民营化能否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当成本差距或技术创新程度较大时,民营化才有利于提高跨国技术授权带来的社会福利。研究结论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选择跨国授权策略,以及宏观层面上国家完善技术进口政策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实践启示。

服务南方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的典型市场模式评述:社会福利视角下的机理分析及建模测算

推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形成多元竞争的电力市场格局,亟待明确适应全国、区域、省(区、市)各层次市场有效协同运行的区域电力市场模式。立足于区域竞争性电力交易框架下的典型交易形态,归纳分析了5种典型的区域竞争性电力交易模式,分析了差异化模式下的市场运作机理、社会福利、特征以及优缺点。理论分析和测算结果表明,“统一市场、两级出清”模式与“统一市场、统一出清”模式仅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具有相同的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区域统一电力市场宜以“统一市场、统一出清”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并进一步提出了与“统一市场、统一出清”模式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再分配机制,为有序推进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强度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三次分配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量化了再分配过程中居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第三次分配中的其他转移性净收入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并测度了可支配收入形成后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额外福利强度。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相对贫困线的分析结果表明,再分配确实降低了居民收入的相对贫困率,全国社会福利减贫效应达到15.81%;再分配改变了相对贫困率最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变相对贫困率最高省份的分布格局,也未改变相对贫困程度东、中、西依次递增的区域分布模式。居民实际获得的社会福利强度及其减贫效应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征,社会福利一定程度的错配影响了其整体减贫效应;第三次分配在减少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有很大提升空间,地区差异不大;中国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平均额外福利强度为2.07%,表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增的特征。

地区社会福利水平与居民生育意愿——基于HLM模型的研究

生育率持续走低,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等提出了严峻挑战。根据CFPS数据库2020年数据,以福利多元化理论为指导,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HLM)测度全国25个地区(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利水平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生育保障指标对居民生育意愿正向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指标负向影响显著、公共服务指标负向影响显著。宏观、微观交互层面:提高地区福利水平能够显著改善婚姻对于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农村户口居民的生育意愿。模型异质性分析: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生育意愿受生育保障指标的影响正向显著,而提升公共服务指标能显著提升大专以下学历居民的生育意愿;相对男性,生育保障指标能够显著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完善地区生育保障指标能够显著提升未生育居民的生育意愿;生育保障指标显著提升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而经济发展指标显著提升西部地区的生育意愿。通过模型的模拟,探讨地区福利水平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内在机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优化生育政策、改善福利供给。

社会福利视角下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作为公共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托育服务已被纳入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战略规划中,政策的有效支持事关儿童福利保障和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基于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结合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实践转变、特点与导向,并针对其在政策执行中分配基础、分配内容、输送策略、筹资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建议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进一步完善优化政策支持,明确服务认定标准,扩大普惠托育覆盖面;优化托育资源配置,增强托育福利效应;推进多元主体协调共治,丰富服务形式供给;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着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社会福利的测度与比较——基于不平等厌恶系数的研究方法

基于不平等厌恶系数构建测度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方法,利用2010—2020年五期CGSS数据测度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和劣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冗余分析结果显示测度方法有较好的效度。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区域和城乡福利水平特征进行探究,结果发现:虽然社会福利水平总体在提高,但是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相对于农村而言,存在更为严重的阶层固化效应,并且马太指数、马太系数呈现均值回归特征;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存在“福利鸿沟”,两者的福利水平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步扩大。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 推动首都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对首都社会福利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增强本领、提升服务,全力推动首都社会福利事业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吉尔伯特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

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老年人自身健康、增进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吉尔伯特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对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高质量供给的现实困境进行审视,发现分配基础普遍性不够、给付内容优质性不高、输送系统高效性不强和资金保障持续性不足是其主要困境。为此,要从推动均衡发展、提高服务质量、破除系统障碍、转变筹支方式等方面着手推进老年健康教育服务高质量供给。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效能、动力与空间差异--基于社会福利改进视角

本文通过使用SBM方向距离函数、空间面板回归和QAP分析,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经济效能、动力和空间差异,并融合三者研究结果综合分析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改进。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安全范围内,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发展、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增加以及金融科技的升级显著促进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使用能力和地方政府过度的财政干预则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差异主要受到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干预力度的地区差异影响,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影响因素。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普惠金融发展观,应注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优化内外部投资环境,减少政府过度财政干预,广泛发展金融科技。

福利院建筑设计分析——以龙海市社会福利中心(二期)设计为例

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关注并救助弱势群体,成为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利院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服务机构,其建筑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福利院建筑设计不仅涉及到功能布局、空间利用、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因素,更需要充分考虑到居住者的心理需求、生活习惯和情感关怀。本文以龙海市社会福利中心(二期)设计为例,对福利院建筑功能性、人性化、精细化设计、随动原则以及绿化设计等设计原则进行深入分析,旨在为今后的福利院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让困境女童看到更多未来可能性”——记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11年公益历程

如果把儿童世界比作一个大花园,那女童就是花园里娇嫩的花朵. 云南省昆明市是一座与花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日前,记者随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工作人员来到昆明,探访爱小丫基金"女生加油计划"在云南的执行情况,前往受助女童家中走访,并参加了爱小丫基金一线执行人员——"小丫姐姐"的线下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