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视角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要求。文章在梳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深层结构”和基于社会本位文化模式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影响,并从制度微调、制度置换、制度转换和制度断裂四个方面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作了细致分析,认为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是渐进演进的过程,体现出断续式平衡的特点,是从一个均衡走向下一个制度均衡的过程。

政策体制视角下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

随着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鲜明主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在经历“放开与收紧”的政策调整后面临新抉择。基于政策体制理论,结合多份政策文本与社会组织管理部门的深度访谈,试图分析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1)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核心理念、制度安排与利益支持等政策体制要素关系,限制了各政策子系统制度过程的有效参与。(2)政策体制强度是推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因素,政策合法性和政策一致性较低提供了不同阶段政策体制弱化的相关证据。(3)中央层面的稳定政治承诺通过“强政策”影响政策持久性进而维系“弱体制”均衡,而一旦这种政治承诺发生变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将面临变迁。

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政策问答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与已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有什么区别?答:关于“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但有关证据线索尚不足以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的组织。民政部门一般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布,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并提供有关非法活动线索,以利于下一步查处工作。“已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民政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将其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的组织。

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政策问答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否能在登记地以外开展活动?答:《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事项没有作出活动地域限制。但是,具体行业管理另有规定的,要按照相关具体政策要求执行。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在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向前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管理会遇到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不足、信息沟通以及社会资源整合效率低、社会组织监管等问题不够充分的困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社会现有管理观念和方式产生新的考验,社会组织管理获得变革空间,并且政府政策的支持、互联网技术的有效支持和社会组织监管的需求为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提供了可行性。民政的相关部门应逐渐引导建设集社会组织信息、管理以及相应服务等于一身的社会组织数字服务平台,从建立社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搭建社会组织交流平台和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等入手,提高社会组织管理效能。

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政策问答

成立社会组织,其业务主管单位只能有一个吗?如果某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涉及多个相关部门,那么其业务主管单位是否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部门同时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答:《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规定了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并规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业务主管单位的具体职责。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延长《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去(试行)》有效期的通知(粤卫规[2024]9号)

省中医药局、省疾控局、委机关各处室,委直属各单位,委管各社会组织:按照《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77号)要求,我委对有效期即将届满的规范性文件《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卫规[2021]5号)进行评估。经评估,《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期满后继续施行,有效期延长至2029年9月30日。

四项民政行业标准为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化确定坚实基础

2024年4月3日,民政部发布了MZ/T 211-2024《社会组织基础术语》、MZ/T 212-2024《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建设指南》、MZ/T 213-2024《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MZ/T214-2024《社会服务机构自身建设指南》四项涉及社会组织管理领域的推荐性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批国家层面制定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领域行业标准,其发布和实施意味着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工作更上一层楼.

成都市部署“服务提升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要点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民政局召开“服务提升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片区座谈会。各区(市、县)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行政审批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社会组织和办事群众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 召开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召开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审议《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工作规则》,通报《内蒙古行业协会商会服务自治区两件大事行动方案》和《社会组织诚信建设行动方案》,总结2023年工作情况。

厚植忠诚底色 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答卷——2023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综述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一头接着千行百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社会组织既是党和国家了解民情、基层群众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23年,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主题教育这条主线,紧扣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持续推动社会组织事业稳健前行。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组织管理和执法监督局党支部 开展“学英模事迹 做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6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组织管理和执法监督局联合自治区建筑业协会等6个党支部,开展了“学英模事迹做合格党员”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以英模事迹报告会的形式进行。报告会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一等功臣”、军休干部黄国才,以“烈火淬炼的军魂”为题,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消防员,面对十万火急的救火任务,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感人事迹,体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一名消防员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厦门市召开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会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召开全市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会暨现场经验交流会。会议听取了各区民政局对2023年度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亮点、存在的问题及重点工作思路的汇报,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对2024年度党建、监管。

分类负责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探索——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为例

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组织获得了生长的契机,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转型带来的全面变革使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问题日益凸显。北京市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契机,对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行了分类负责模式的探索。

社会组织管理的政策工具——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其中深圳的改革最具代表性。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改革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及实现条件会决定社会组织管理改革是否成功。本文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运用政策工具理论,将深圳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支持工具、信息化工具和社会化工具,并分析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因素,提出不同政策工具生效的条件。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现代国家构建的路径选择主导了国家—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架构又决定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正是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路径在半个多世纪中的数次变更,导致了中国社团监管体制的持续性转型。国家主义的社团监管模式能否适应社会的新一轮转型,关键在于相关制度的制定者是否意识到了现存监管体制的弊端以及能否为此做出适当的改变。

北京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北京是我国社会组织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但由于管理体制尚存在一些问题,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将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管理机制并列起来。是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未来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分析——基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思考

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已成为社会组织合法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促成政府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各地进行了不断的实践创新。北京市在吸收各地经验的基础上,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核心推进政社分开、管办分离,成为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的整体性突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定位将直接决定这场改革的价值与意义。

河北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既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国家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也需要行业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在此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行业的纽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活动空间。为了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河北省社会组织管理既需要借鉴京津两地的经验,也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

苏联社会组织管理与发展刍议(1917-1930)

十月革命以后至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对社会组织采取临时应急管理的举措。新经济政策初期,苏维埃政权大体继承旧俄只规定社会组织“禁止做什么”的管理思路,社会组织具有在宪法与法律框架下以个人和群体关注为中心自治的特点。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期,基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苏联开始构建苏共主导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应该做什么”成为管理的基本思路,社会组织宗旨被定格在助推实施国家战略上。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组织的称谓、分类方法、社会组织成员及理事会成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帮助政权型社会组织的比例都相应发生变化。上述变化并非来自于党的主观构想或理论教条,而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敌视、包围、威胁中艰难求生存与发展的产物,也是苏俄赶超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进程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