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债券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作用和意义

2018年之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券和国债相继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这一举措符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定义和设计初衷。修订后的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货币政策传导,而且能够多维度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更加完善地刻画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指标统计口径修订在国际上是常规操作,旨在提高宏观调控的精准度。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之下,纳入政府债券的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先导指标。

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广东省2013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发展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工业增加值、进出口总额、经济发展这些指标进行协整分析、VAR模型构建、脉冲响应分析以及因果检验,得出了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效应。

社会融资总量与宏观金融调控

随着中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融资不再单纯地看银行信贷,在全社会融资增量中,来自银行的信贷融资规模已经降至一半左右。这无疑给主要依赖信贷量、货币供应量指标作为中间参照指标的宏观金融调控带来挑战,政策效果已经不如从前。监测社会融资总量对于完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意义重大。因此,明确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口径与政策机制非常必要。本文提出了广义社会融资总量与狭义社会融资总量两个基本指标,并分析其内涵、口径与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其在宏观调控中的政策实践意义,提出完善金融统计监测的政策建议。

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社会融资结构日趋多元化,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既要着眼于社会融资总规模,也要关注融资结构的变迁。本文从融资结构的角度,在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迁情况的基础上,认为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效率,优化社会融资结构需要监管机构、政府、企业和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

基于VAR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存量的对比研究

以社会融资规模为研究对象,建立了VAR模型,通过其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比较了在不同经济情况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对它们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对比研究。

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信贷政策效应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融资总量扩张很快,社会融资结构多元趋势明显,以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作为货币政策监测、分析和调控中间目标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应经常不能满足预期效果。最大限度地掌握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我们通过对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分析,对健全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体系,建立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引导其他融资规模,调整控制社会融资总量,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一些建议。

对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社会融资成本骤然成为社会各界关切的问题。从内蒙古的情况来看,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显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不能回避,必须站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来思考,需要对贷款利率长期偏高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原因所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缓解。

社会融资规模计量与合理性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的测量不仅仅是社会融资数量的统计需要,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保持合理的融资规模,有利于社会资金供需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供需平衡、潜在产出和货币需求函数等理论,辨析社会融资规模合理性的标准及测量方法,提出建立"合理社会融资规模需求函数模型"和"基准资金价格指数调控社会融资规模"的构想,以期对宏观调控有所裨益。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与M2、信贷规模的比较

本文以VAR模型比较了M2、信贷规模、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可控性最高,而M2的相关性最高,社会融资规模并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利率未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M2仍应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社会融资规模可作为重要的宏观监测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是恰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吗?——基于SVAR模型的数据分析与传导效果检验

在常规使用的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的基础上,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变量体系,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是一个有争议的研究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技术方法,实证检验并评估比较了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与市场利率等中介目标变量对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以及对物价水平与经济产出的影响。结论显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与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比较好;但是社会融资规模对操作工具的脉冲响应更加稳定,冲击效果更大;市场利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且在经济异质型地区,各中介目标变量体现出了差异化的传导效果。为了达到精确调控的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应相互协调并与其他宏观政策配合使用。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状况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2～2013年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运用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都会长期正向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共同变化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变化分别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利率市场化及社会有效融资的建议。

略论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新型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本文在社会融资规模被引入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三年之际,通过HP滤波法分离出变量的波动成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SVAR模型,探讨了社会融资规模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一些建议。

社会融资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宏观调控新指标的探索

文章利用2002年到2012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计量实证分析,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人民币贷款、广义货币供给量可以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相对于新增人民币贷款和广义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总量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更强。最后,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我国今后宏观调控中间目标等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改善了社会融资结构吗?——基于企业融资选择模型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的融资选择带来了新的冲击。本文通过构建企业融资选择模型,将企业融资选择划分为债券融资和银行融资两类,研究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融资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融资结构的最终影响由其综合效应决定。互联网金融的规模替代效应和"长尾"效应有助于提高债券融资占比,而技术外溢效应及风险传递效应则会降低债券融资占比。同时,本文利用断点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对社会融资结构的改善具有正向作用,且不存在断点效应,说明在当前阶段,互联网风险传递效应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应继续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改善社会融资结构。

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分析

社会融资规模于2011年成为中国新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其可控性一直没有得到有力证实。利率作为央行宏观调控手段,在宏观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发现,理论上三个层次利率能够对融资规模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实际中,三层次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控制能力有限。结合中国政策实际提出有关提高融资规模可控性的建议。

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调控房价的政策工具吗

通过有向无环图(DAG)技术和基于DAG的预测方差分解技术,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实际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这三种政策工具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有效性问题。实证显示,中国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主要源于近年来一直超预期上涨的惯性作用;社会融资规模和实际利率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比较明显,而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则十分有限。本文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可以作为住房价格调控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为政府调控住房价格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

社会融资规模可控性的研究——基于“本源论”的视角

针对社会融资规模可控性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以基础货币这一本源作为研究起点,然后运用经典货币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形成和变化机理进行分析和推理,得出了从基础货币和融资杠率的角度可以实现对社会融资规模相对控制的逻辑结论。实证检验结果也强烈支持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总量和变动趋势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实现了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高度协调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控制,也才能逐步将社会融资规模或新的宽口径宏观金融指标上升到金融宏观调控中介目标的地位。

我国货币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实时对比——兼论社会融资规模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比较分析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规模和名义利率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层面而言,名义利率是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以前无法对通货膨胀进行有效调整,但是在现阶段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已明显上升,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有效性正在逐步提高。就金融稳定层面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要明显优于政策利率,并已逐渐成为政府和央行平抑金融波动的主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由于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对不同经济行为的调控效果各有差异,并不存在占优选择,因此中央银行在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仍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采取混合型政策操作来平抑不同类型的经济冲击和经济波动。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状况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2~2013年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并运用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了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基准利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正向协整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增长都有影响,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共同变化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基准利率和社会融资规模变化分别是实体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利率市场化及社会有效融资的建议。

基于FECM模型的社会融资规模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

从社会融资规模入手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引入了能够很好地处理大规模数据的FAVAR模型以及它的改进模型FECM,后者结合了误差修正、协整和动态因子分析的特点,比起单纯的ECM模型和FAVAR模型有着理论上的优点.实证研究证实了FECM模型在捕获大规模数据的长期趋势信息和预测效果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也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更加全面的编制这一指标可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