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社会阶层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变迁

教养观念不仅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还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01—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市场化情境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省份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以高教育为代表的优势阶层地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教养观念的概率逐渐下降。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结果,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

以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兼谈新的社会阶层与共同富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社会两极分化,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调节分配公平,进而让社会经济成果惠及更多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新的体制外中等收入群体,既获得了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也面临着市场不稳定性带来的向下陷落风险。从社会结构分析视角出发,结合经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突破多维二元结构社会壁垒,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提升社会流动性,促进劳动者实现更通畅的跨体制与跨市场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在于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促进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收入变化与社会阶层流动

文章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家庭收入变化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低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更大,且主要流向了中等收入阶层,这一影响对高受教育水平、城市及东中部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普及数字设备和提升金融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低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推动稳定就业和促进社会互动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低收入家庭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机制。

风险社会视阈下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面对阶层分化和信息技术的冲击,理解公众风险感知的阶层差异是网络时代提升我国风险防范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前提。从客观社会阶层的视角切入,利用2020年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社会阶层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信任、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其中发挥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社会阶层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在二者之间具有遮掩效应;互联网使用情况负向调节社会阶层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弥合阶层鸿沟、形成风险应对合力的同时,也应改善地方政府形象、加强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以此合理引导公众风险感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20年来“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党中央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基于CNKI(2000—2022年)的文献数据,对20年来新的社会阶层研究进行回顾发现:在基本概况上,该研究领域经历了探索、爆发、回落、上升企稳四个时期,统战部门期刊、人员、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进行溯源与群体确认,了解此群体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引导和组织;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参政议政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组织动员全过程。展望未来,需要在加强统战研究、丰富群体研究、深化理论研究等重点方向上着力。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运行机制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新联会要有效开展活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根据新阶层人士的特点,建立健全相关各项工作制度,完善各项内外运行机制。

新时代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思考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社会群体应运而生,已成为各行业领军和中坚力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将围绕“五性”,从“注重引领、优化管理、提升本领、发挥优势、完善制度”五个方面探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原生家庭社会阶层如何影响教育的精神健康回报:资源补偿还是强化?

现在关于教育、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人精神健康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鲜有研究探讨教育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在不同阶层出身的群体中是否有异质性。“资源补偿理论”和“资源强化理论”提供了一对竞争性假设:自致教育成就和先赋家庭阶层共同作用于精神健康影响时,既可能产生互相补偿的效果,也可能呈现相互加强的趋势。为检验两种理论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CGSS2017),以个人的教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探究在不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精神健康的促进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总人口中还是在性别组间对比中,“资源补偿理论”都得到支持:相较于出身阶层较高者,出身于劣势社会阶层的人能够从教育中获得更多的精神健康回报;相对于男性,面临双重劣势的女性能够从教育成就中获得更高的精神健康回报。本文对改善女性及先赋家庭资本劣势人口的精神健康提出了证据为本的价值参考。

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选取523名被试,进行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测量,以探讨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主观社会阶层显著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2)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3)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中起遮掩作用。本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社会性因素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

酒店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

基于共情理论,探讨酒店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和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通过3个情境实验,研究发现:对于低社会阶层,相比非包容性服务定位,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更能促进其顾客公民行为;对于高社会阶层,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和非包容性服务定位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与社会阶层的交互作用对顾客公民行为产生影响,顾客情感共情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他群体导向存在显著调节作用。若个体的其他群体导向较高,则高社会阶层消费者面对机器人包容性服务定位时,其顾客公民行为会显著增加。

低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倾向——基于积极和消极视角

社会阶层是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等级标准划分的彼此地位相互区别的社会集团,在同一集团中成员之间具有相类似的态度、行为、价值和心理模式。以往研究大多倾向于低阶层的负面效应,出现典型性消极指标。事实上,低阶层相较于高阶层有许多很少被关注的积极效应。对于系统公正论、社会支配论、局部阶梯效应等理论中对社会阶层的争议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未来研究可以从影响阶层感知变量、诱导范式效果,以及启动形式的多样化、认知神经视角、跨文化的差异和干预等方面强化低阶层的优势特性,促进消极心态良性转化。

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居民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能够有效地预测实际生育水平,它受到社会阶层的影响。基于CGSS2010至201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1)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生育意愿,这一结果在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以及多个稳健性检验中相当稳健。(2)性别平等意识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生育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主观社会阶层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4)共同命运模型分析表明,家庭层面的主观社会阶层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生育意愿。上述发现有助于完善和丰富国内外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并为相关生育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实效性的路径探索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重要时期产生的社会群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政治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助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实效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社会主义学院为例,通过分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时代特征,找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而探索出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科技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状况调研

契合国家战略要求及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的需要,本研究通过对湖南省科技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进行调研,分析研究该群体思想政治状况、参与公共事务状况、对统战工作的认知与态度,并从“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机制建设”等角度提出工作建议。

正确认识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正确认识和分析各社会阶层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 ,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 ,有利于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 ,有利于团结和调动社会各阶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为此 ,我校于最近召开了“2 1世纪中国社会阶级阶层问题分析学术交流会。”现将部分校内外专家学者发言摘要于后 ,以期启迪大家的思考。

国内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前因分析——人格特质、社会阶层及认知能力

在考量中国个人投资者存在较高过度自信这一特质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进一步剖析影响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行为的“前因”,探究人格特质、社会阶层以及认知能力对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特质对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开放性的价值维度是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个人投资者原生家庭社会阶层与过度自信行为显著正相关,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的被试,在投资中越容易过度自信。认知能力对过度自信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高认知能力的被试,在投资中更不容易过度自信。该规律有助于对个人投资者过度自信行为有更深刻的理解,进而帮助个人投资者进行理智决策,同时这也有助于监管机构深入了解个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内在规律,从而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促进市场更健康发展。

社会阶层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探讨了社会阶层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揭示,在健康预防机制方面,社会阶层通过影响生活方式对居民健康产生显著影响.在健康恢复机制方面,社会阶层通过影响医疗资源的获取能力间接影响居民健康.研究显示,医疗资源的支出能力和可及性在社会阶层与健康水平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新的社会阶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企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及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属性和地位怎样看待?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些新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统战工作研究——以南昌市经开区为例

在改革开放持续深入、就业体制束缚松解、就业流动途径多样等社会环境下,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不断发展和壮大,逐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开展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的统战工作对于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的绘制、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开展和社会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南昌市经开区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南昌市经开区的案例分析,揭示了该区域新社会阶层青年群体统战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针对调研结果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旨在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促进统战工作在南昌市经开区及类似地区的有效实施。

高阶层更维护社会分层: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

研究基于社会支配理论,探讨了家庭社会阶层如何影响大学生在扩大/缩小社会分层就业岗位中的选择。研究1以265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严格控制额外因素的测量工具,考察了社会支配倾向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就业岗位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2以471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法考察了贫富差距归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越高的大学生,其社会支配倾向越高,也越倾向于选择扩大(而非缩小)社会分层的岗位;促使大学生对贫富差距进行外归因,可以降低高阶层的社会支配倾向,进而削弱家庭社会阶层通过社会支配倾向对就业选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