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借力与中介调适:复杂治理场域中的社区居委会行动机制——基于湖南省Y社区的分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城市社区的复杂治理场域中,找准角色定位,处理好与各主体间关系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通过对湖南省Y社区案例的深描,提炼社区居委会的行动机制:兼具“行政代理人”和“居民利益代表人”角色的社区居委会,运用上下借力策略突破双重角色困局;借助中介地位和信息资源优势,完成对多元主体的资源调适、价值调适和利益调适,最终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生产。研究的可能创新在于:关注了复杂治理场景下社区居委会的主体性回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平衡“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新思考框架,为新时代社会治理转型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理论视野。

“接诉即办”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研究

在“接诉即办”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居委会不仅协助街道进行社区治理,还需与物业共同合作,确保社区环境的和谐与稳定。然而在当前的实践中,居委会的工作开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在老旧小区的管理过程中,物业在履行职责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治理的复杂性。面对这些挑战,居委会工作人员需积极应对,主动作为通过加强与物业的沟通协作,明确各自职责,形成合力,及时响应居民诉求,提高问题解决效率,以推动社区治理的持续优化。

“以闲养忙”: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研究

既有研究强调基层治理始终囿于“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忙碌之中。然而,调研发现某些城市的部分社区居委会并非时刻处于重压之下,而是有不少清闲时间。如何解释这些社区居委会的“忙与闲”?本文将此类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现象概括为“以闲养忙”,尝试通过分析G市Q社区居委会的案例对“以闲养忙”的行动逻辑提供解释:社区居委会长期处在“有限资源与海量任务”的矛盾之中,有限资源不仅表现为社区居委会的运作资源与激励严重不足,还表现为上级对社区居委会任务执行“有意或无意”地缺乏监督。鉴于此,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应对“海量任务”的行动策略:以动员的逻辑执行上级交付且存在监督的重点任务,以打包的逻辑承担日常民生工作,以应付的逻辑应对上级交付的缺乏监督的重点任务以及其他任务。这使得社区居委会处于时而繁忙、时而清闲的状态,而清闲则作为组织超负荷运转的非正式报偿被保留下来,进而成为维持与凝聚社区居委会的重要因素。

“伙伴关系”何以可能？——关于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的案例考察

在社区治理话语体系下,需要树立社区研究的“主体视角”,对基层社区场域中的多元主体加以关注。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在当前的治理实践中处于对社区居委会的依附状态,从而造成了社区治理的内卷化困境。案例分析表明,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是破解社区治理内卷化困境的关键所在。而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定位的转变、单位意识作用下的情感化工作以及伙伴双方的积极互动与资源交换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伙伴关系”的形成得以可能。

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悖论及其原因探析

针对城市社区居委行政化和社区负担过重的问题,新一轮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改革普遍采取"社区工作站模式",将行政职能从社区居委会中剥离出来,让居委会回归社区自治功能。但是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居委会被边缘化、制度化交易成本增加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境,即产生了无法实现居民自治的悖论。产生悖论的原因为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匹配,这是由于误解了城市社区和居委会的性质,没有区分冗余行政与基础行政以及行政与自治的关系。

双重角色的社区居委会何以调处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政治技术视角的分析

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城市社区居委会既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又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它既要代表国家行使好权力,又要代表居民维护好他们的权利。居委会具有的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使其处于国家和社会的“夹缝”之中。与此同时,居委会还要动员社区的多元主体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中来。在双重角色张力和多维治理面向中,城市社区居委会如何运用适宜的政治技术进行调处,从而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就成为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法律定位的新思考

城市社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浓厚,表现为居委会组织功能行政化、居委会工作制度及其运行方式行政化、居委会人事决定和经费收支行政化,从而致使其自治功能发挥不充分,整合社会组织能力不足。将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定位界定为社团法人机关,可以清晰界定党组织、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村改居"社区居委会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它是有别于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的一种新型居委会。由于其产生的时间较晚,"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的改制工作仍在摸索当中。本文着重针对"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中存在的职能定位不明确、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社区参与有限、经费来源模糊、法律法规欠缺等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村改居"社区居委会管理的具体建议。

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直击与反思

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是指社区居民或党员定期直接或间接选举或被选为社区居委会成员或者社区党组织成员。目前学界认为我国社区民主选举的主要问题体现为：选民资格界定不清、选民选举积极性不高^[1]、选举过程违法违规现象严重^[2]。等，并提出了强化居民参与意识、完善选举制度等一系列的措施^[3]。

社区社会工作的主体选择:社区居委会与民办社工机构的定位及关系分析

社区社会工作是一种较宏观的社会工作方法,关注的是整个社区的发展和社区问题的解决。本文所要分析和回答的问题是社区社会工作由什么样的主体来承担更加合适?社区居委会与民办社工机构的定位与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从目前来看,社区居委会和民办社工机构各存利弊。正是社区居委会劣势的存在,使得此时以社区社会工作为定位、以专业化为导向的社工机构进入社区有其必要性。但社区居委会也有常驻社区、根植于社区等优势;而民办社工机构虽然在专业化等方面更具有优势,但也存在着外来者身份以及自身尚不成熟等劣势。从长期来看,社区居委会和民办社工机构可能都将面临着转型与重新定位。政府则应在积极推动各因素有利变化的基础上,做好居委会能力评估,并相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支持。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基于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角色定位的考量

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性重塑需要社区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准确定位好各自的角色。社区党组织应扮演好政治指导者、利益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社区管理统筹者的角色,基层政府应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区自治的管理者和支持者,社区居委会需将角色界定为社区事务的处理者、社区自治活动的组织者、社区自治和社区与社会组织交往平台的搭建者、行政工作的协管者和民意表达的传递者。在城市社区社会管理的这三大主体角色恰当定位的前提下,结构性的体制调整也就能够初步完成。

清单制: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重塑的制度化路径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依旧存在,其与街道办事处之间职责不清的问题不仅加重了自身的工作负担,也弱化了在居民与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基于对清单制在重塑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上的价值解析和社区治理中清单制主要应用形式的现实考察,清单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宜进行优化设计。基本路径是:在清单编制阶段,以明确法定职能、梳理工作职责、审核清单内容与公开清单内容等程序设置,实现清单“从无到有”;在清单运行与落实阶段,以信息整合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居民监督机制、过程管理机制完善清单运行,推动清单“有而向优”,同时将清单制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以压实各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促进清单“优而有用”。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街区邻里政治的动员路径与二重维度——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分析

将后单位时代都市街区中的"邻里政治"置于多元行动者的论域之中,讨论国家-社会在持续绵延的日常生活层面的遭遇,旨在将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切换至"邻里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以此为切口,考察社区居委会在邻里空间的权力操作策略和运作逻辑,居委会动员群众参与、争取居民认同的技术与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如何通过代理人的行动和话语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邻里政治展现的不同行动形式和实践逻辑,从根本上彰显了邻里政治的二重维度,即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情理政治"和以物业运作为中心的"法理政治"。由居委会运作的"情理政治"是国家出于政权建设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呈现出"居委会—典型群众(积极分子)—居民"的传统二次动员路径,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子是面子、人情、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

“共同体”到“联合体”:社区居委会面临的组织化风险与功能转型

推动基层社会组织化成为执政党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治理策略。由于各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目标和行动逻辑不同,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会出现组织间的冲突和矛盾,社区居委会面临基层社会组织化风险的挑战。进入组织化社会,社区居委会代表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整合,其功能需要定位为政府与社会的中介、社会组织之间的中介;又因能力不足和有限理性,其新的角色可再造为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居民自治的扶持者、社会资源的整合者、社情民意的沟通者。

二元困境中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分析——以NJ市D街道为例

在我国由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生活的重心所在,因此,对社区管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和管理机制创新的历史要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部门其在角色认同上还存在二元分离的张力倾向,即在传统角色定位和现代角色要求中间存在角色断裂,本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二元性研究视角,探讨当前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从研究居委会的传统角色入手,通过对角色困惑的分析,对居委会的角色重构进行研究,以期对提升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裨益,以实现社区社会的良治。

论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对南京市L社区议事园几个实践案例的考察

城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过度行政化对其自治性造成的挤压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而对居委会是否具有自治性多持否定意见。我们通过观察南京市鼓楼区几个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尽管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倾向依然普遍存在,但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作为具有自主意志的独立行动者,在受行政力量掣肘的同时,也在力图彰显自身的独立性和向民性,居委会的自治性明显在成长。并且,兼有"官-民"二重性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作为自治主体的行动策略;而社区议事园这一社区参与机制,则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政府从诸多社区管理事务中不断后撤,又为居委会自治性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空间。

社区居委会行政化的社会学微观视角

近几年,全国各地开展了社区自治实践,希望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城市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居委会行政化仍然普遍存在。本文针对这一现象进行社会学的微观分析,并指出在社区自治实践中,社区居委会必然经历“行政化”到“淡化行政化”的较长的渐进发展过程。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以昆明市S社区居委会为例

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西方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政府 ,而非社会自身 ,因此 ,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传统和社区参与的意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普遍缺乏参与的动机和愿望 ,这一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了一个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通过对这一个案中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特点的描述 ,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