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银为纽带的中国近代城市关联性研究——以蔚长厚票号历年账册为考察重点

诞生于同治年间的山西蔚长厚票号主要以长江以南地区为经营领地,形成了华北和沿江沿海两个汇兑圈,并在分号的增设和收撤方面显示出动态的阶段性变化。同治以后,蔚长厚票号上海分号逐渐承担着南银北调的主要使命,虽然至光绪中期较之同治朝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南银北上趋势却从未停顿过。山西票号的专门化金融经营除了彰显中国传统商业向传统金融的飞跃之外,其背后蕴藏着的是近代中国白银货币空间运动和空间分布以及与山西票号分号设置相对应的城市、商埠和码头的兴衰起落。

票号治理体系及其历史影响

研究内部治理体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票号治理体系可以总结为:以“全额赔偿”的股份制为组织形式,以财东与掌柜的“两权分离”为核心机制,以“身股”激励机制和“相与”约束机制为治理手段的治理体系。票号治理体系能够提供最高信用保证,能使财东本金与掌柜管理才能有机结合,充分调动掌柜和伙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管控掌柜和伙计的行为。

日新中:一个早期票号在汉口的经营实态——以道光末年《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为中心

道光末年的《日新中票号汉镇月清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票号账簿,反映了山西票号早期的发展水平和阶段特征。研究发现,1840年代末的日新中票号汉口分号已形成了一套格式规范、内容详实且非常成熟的记账制度。其业务类型以汇兑为主、捐项等其他业务为辅,且业务规模大、收交基本平衡;业务对象以商号为主、个人为辅,呈现主体多样化、内容复杂化、分布差异化的特点;业务范围以汉口为中心,遍及大江南北,且南北业务基本平衡。收益来源以汇费收入为主,以色平收入为辅,兼及捐项收入,具有收益来源多元化、收益算法复杂化等特点。日新中的经营状况说明,山西票号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有着巨额的资金流水和良好的抗风险能力,这是其能够在此之后迅速介入并参与清王朝财政体制运转的重要基础。

从票号到银行:1916年蔚丰厚票号向蔚丰商业银行的转型重生

蔚丰厚票号于1916年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是山西票号为应对危机、顺应时局而组织现代银行的成功案例。作为私人金融资本的蔚丰厚之所以能够实现从传统票号向现代银行的重组转型,首先得益于其对西北汇业的长期经略,这使它获利颇丰并因此渡过辛亥难关保存了实力,同时获得了当地官僚的倚重,成为其维系与改组的基石。其次,京号经理郝登五在改组活动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并凭其卓著声誉赢得了股东投资和政界援助。此外,北洋军政精英的投资与扶持,不仅使蔚丰厚顺利完成了招股任务,并得到了后续的业务支持,是其得以转型重生的关键因素。

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线下教学模式下一流课程建设路径的探索与研究——以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为例

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是晋中信息学院开设的一门极具地方特色文化的校级通识选修课。本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广泛,主要涉及晋商、票号、金融、晋商家族史、大院文化、家规家训文化等多方面知识。针对课程中存在的教学“痛点”,课程组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去寻求解决之道,形成了“线上线下齐抓并举、师生互动你评我论、理论实践知行合一、课程思政引经据典、考核方式多元立体”的“五位一体”创新举措,实现了学有所用、教有所获、言有所旨的“三有”目标。实践证明,课程组的创新举措行之有效,成功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痛点”问题。

从茶庄到票号:晚清山西合盛元票号的诞生

票号作为近代中国民间的传统金融机构,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体商业具备了雄厚的资本和良好的运营制度之后的一个转型结果。这一结果的诞生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必然性。合盛元票号自创立之时,就已拥有相当可观的资本,并在较长时间内高于山西票号平均资本额,在此基础上,它的分号遍及国内外28处,从中可见其业务经营已比较成熟稳定。从茶庄到票号,不仅是合盛元这一个案的发展路径,也是晚清时期较多山西实体商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完善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山西票号身股制的当代启示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一种以激励员工和留住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制度设计,在本土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山西票号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其身股制与现代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本研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制实施中的优秀经验,得出了现代企业突破员工持股计划困境的启示,包括差别化激励与延期支付;建立组织和谐劳资关系;第三方约束与监督代替员工自律。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化解员工激励难题。

晋商票号汇票的图样在“版画”课教学中的应用

晋商票号汇票(以下简称汇票)是晋商文化的活样本,其设计具有浓厚的民俗文化艺术色彩,在汇票票面都印有图样,不仅画面各异,还套印了多种颜色,体现了山西古拙、厚重、真挚的民风民俗,蕴含传统民间版画艺术的特色。阐述汇票的制版艺术及传统人文艺术在版画教学中的应用。

清代西北贸易资金及商品流向分析——以协同信三原票号账簿资料为中心

自道光初年山西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后,山西票号逐步形成了祁、太、平三帮。到票号极盛时期,分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发展到国外,创造了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在银钱并行的情况下,作为专营埠际间银两汇兑的金融信用机构,票号因商品在埠际间的流通而产生,其汇兑业务不仅反映金融市场资金流向。

转型抑或收缩:山西票号对辛亥革命的因应

山西票号不完全是辛亥革命的“承受体”,对革命的因应是透视其兴衰轨迹的关键。作为革命策源地,汉口票帮在武昌起义前已面临严重的市场风险和经营考验。市场环境方面,汉口的金融恐慌仍在延续,而票号的业务重心已从汇兑转向存放款,这意味着稍有不慎,卷入了钱庄业务链条的票号即面临放款无法收回的窘境。经营状况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票号数量总体上呈动态减少的趋势,经营业绩更是直线下降。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深陷动荡,在汉票号通过与山西总号的互动,着力解决票据账簿的保存、业务的收缩和调整以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等问题。然而,由于革命的突发性强,外加长程通信导致的信息滞后,总号始终难以拿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分号实际拥有了自主处理本埠号务的权限。在这一过程中,票商面对严重的社会失范,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经济社会秩序。这种诉求根源于其因应政治革命时的不利地位,即分号被迫收撤或迁址,金融运转被强行中断,造成大量坏账、呆账,尤其是当票商欲通过各方力量防止挤兑风潮和倒账危机的举措收效甚微时,其与新政府之间的信任隔阂也随之扩大。票商的因应机制充分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导致票号的根本衰亡,由政权鼎革所加剧的自身经营压力和动荡政局重塑了票号此后的发展路径,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年票商拒绝金融转型的态度以及“缩小主义”的经营策略。在转型与收缩之间,票商理性而审慎地选择了后者,所谓错过合组银行的“历史机遇”不过是后来者对历史发展情境的理想预设。

基于空间句法的平遥票号空间保护利用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山西票号空间的保护利用模式,借助空间句法Depthmap工具,对平遥古城中的日升昌及其周边票号(中国票号博物馆)六个典型时期进行了分析,并提取了日升昌的相关空间特征,票号空间与平遥传统民居紧密关联;空间句法的定量计算为进一步保护利用提供定量依据;以日升昌票号鼎盛期为背景,票号空间为核心,在尊重平遥古城民居自身空间特征的前提下从古城街巷出发进行整体性保护,提出了日升昌当下保护利用的特点以及未来保护利用的新构想。

晚清时期汉口与扬州的金融关联研究——以光绪二十一年蔚长厚票号汉口分号通年总结账为考察中心

本文以光绪二十一年蔚长厚票号汉口分号通年总结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蔚长厚票号汇兑及其金融市场圈、汉口与扬州之间的城市关联、四柱账法基础上的金融创新与金融会计、山西票号的专门化汇兑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实的考察。其中,商人与货币的运动方式,民间性金融组织机构社会化分工的阶段性——专门化的白银货币的空间运动与汇兑等,蕴含了近代城市化进程及其城市与商埠为中心的金融关联。

山西票号金融文化融入高职金融文化育人体系的路径研究

构建高职金融文化育人体系是金融类高职院校实施“三教”改革、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从山西票号金融文化融入高职金融文化育人体系的角度概括票号金融文化精神内涵,分析高职金融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山西票号金融文化融入高职金融文化育人体系的路径。

晚清天津的白银货币与金融市场--基于票号津庄账册的分析

票号利用自身创设的本平制度,可以对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周行银色、平砝种类进行统一标准的折算,这在票号其他分庄账册也均有体现。晚清时期的金融市场主要集中于利率市场与内汇市场两个方面,票号基于汇兑业务开展存款、放款业务,因此在天津利率市场上表现出低水平、规范化的特点,在天津内汇市场上则表现为垄断性、季节性的特点。票号的影响力不囿于一城一地,而是通过遍及全国的分庄网络实现各城市之间的金融关联,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整合与统一。

晋商票号东掌关系再考察

以契约理论探讨信息不对称、外生冲击影响下的票号东掌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分析表明:在政治、经济环境稳定和东掌双方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掌柜身股分红比例增加是一个有效率的安排;在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外生冲击增大的条件下,掌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增加,财东必须对分红方案及时进行调整。现实中,掌柜以其专有性资源对财东“敲竹杠”,通过讨价还价不断对契约进行边际修正,攫取票号所有权;到了民国时期,票号所有权分配出现结构性失衡,而此时的财东已经无力扭转局面,终致票号衰败。因此,票号制度本身无所谓成功或者失败,只因东掌之间的所有权分配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原有的某些特点转而成为致命弱点。

山西票号 中国商业史浓重一笔

余秋雨的《抱愧山西》,着实惊异于清末民初晋商的“富甲天下”,而晋商又以平遥票号的兴衰来完结中国商业史浓重的一笔。 平遥地处汾河谷地,是汉唐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也是古代商品集散地。平遥商人,借其地域优势,北上库伦、南下汉口、东达京津、西闯宁夏,四面辐射,全国经商。由此聚拢了商业资本。自明洪3年(1370)平遥初具城垣,至清嘉庆道光年间,平遥城内商铺商号已有220家,其中大的商号业已兼营异地银钱汇兑业务。这种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最终使票号业在晋地的创立成为可能。

平遥票号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

本文探讨了票号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日昇昌为代表的票号文化承载了晋商五百年来的经商智慧。这些票号不仅仅是商业机构,更是文化的载体和晋商精神的代表。其东掌合伙制、股份制、用人制等先进管理理念,构建了卓越的信誉体系,利义并重,使得票商在晚清动荡的局势中独领风骚。由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票号终究走向衰落。本文深入分析了票号衰落的原因,并从中获得了宝贵的启示。在产品创新和制度突破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票号的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实现集思广益,以推动文化传承与保护。

晋商票号的防伪密码

现代人为了防伪,真是绞尽脑汁,设计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密码,但有时还是会被技高一筹的黑客破解。然而,在明清时期,山西晋商使用票号,经营范围包括存款、放贷、汇兑、代办结算、债务清偿票等,每日票号的出入量很大,但晋商使用票号的防伪密码从未被破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票号防伪中数字的防伪是关键。数字防伪由三层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日期防伪、计数单位防伪和大写的1至10这十个数字外加特殊符号防伪。

从协同信票号三原分号总结清账看清代西北贸易区域——以光绪二十五年协同信票号三原分号汇兑业务为例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横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中部,是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与山西、湖北、四川、甘肃、重庆等8个省市接壤。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北地区商品流通与多个省市相联系。明代,三原市场商业就已十分发达,是西北商贸与信息中心,西安市场主要服务于城市消费,而泾阳市场虽商业经济发达,但商税少于三原、多于西安。清代,西安、三原和泾阳三个城市三足鼎立,共同构成西北地区的商贸中心,承担了西北地区商贸转输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