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科举考试防范舞弊的举措

金代为了防范舞弊以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和公正,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既学习唐宋经验,实行防范考官和考生共同作弊的异地选用考官及“别头试”等回避制度、防范考题泄露的锁院制度、防范考生藏匿小抄的搜检制度、防范阅卷不公的弥封誊录制度等,又首创既体现“待士之礼”又不失严格的“沐浴更衣”搜检制度、以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弥封汉人考生试卷和以不懂女真文的汉人弥封女真人考生试卷的弥封制度等,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金代实行的上述举措,对于防范科举考试舞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舞弊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仅出现过抄袭甚至考卷雷同之事,还出现过考题泄露以及录取不公等情况,严重影响了科举取士的公平原则。到了金代末年,又出现“买进士第”等情况,科举取士的公平原则遂告名存实亡。

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是什么

科举考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早在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同现在的考试一样,每个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都会努力备考,希望在考试中得到好的成绩。在众多的书籍中,其中有一本书是考生必读的,那就是儒家的《中庸》。为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下《中庸》是怎样一部著作。

科举考试命题立意探析

科举考试的命题一般由各主考官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立意可以概括为儒学导向、德育本位、政治性与文学性统一三大要旨。对儒家经典的考核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命题方向。自明代开始,科举考试必须依据四书五经命题,虽然最终导致命题危机,但很好地彰显了道德立意和政治主题。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特定文体,向来受到的抨击最多,却也体现了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促进了科举考试命题的标准化。研究和剖析科举考试的命题立意对当今考试命题改革具有借鉴、警示、反思和改进的意义与价值。

“惟齐非齐”:论中国科举考试变革中的“至公”与“选人”得失

从隋朝初创科举至清末废科举的1300多年社会变迁的视角,宏观考察历代考试至公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分科取士与人才选拔的变革与教训、统一考试与社会公平兼顾的变革与启示。科举制度的创置改变了察举制“以德取人”的旧制,变为“以文取人”,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第限制,但仍存在考试与荐举相结合的局限。宋代为了追求考试至公,将明经诸科并入“进士”一科,一改隋唐科举科目设置多样性、开放性的初衷,开启了中国科举考试科目单一化趋势。元明清更是进士一科独大,造成了选人标准单一的局面。唐代科举考“十二经”“三史”及杂文等丰富内容,但随着宋代王安石颁布《三经新义》和程朱理学的兴起,在元明清时朱熹集注“四书”成了科举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明代进而将考试文体也统一为“八股文”,使科举考试在内容、思想等方面呈现更为简化、单一的趋势。宋以后科举考试改革呈现一味追求考试公平、“取人至公”的趋势,反而造成了明清科举考试科目单一化、内容简化、文体僵化,与选人“经世致用”的观念背道而驰,难以选拔济世之才,正应了“惟齐非齐”的古训。

科举、出版与学术:科举考试对明代《尚书》著述刊刻与流传之影响

明代经学具有浓重的科举色彩,科举考试对经学著述的刊刻和流传具有重要影响。以《尚书》著述为例,其中的举业之作居多,主要由坊间刊刻,部分由私人刊刻。部分著述受到科举考试的助力,经由官刻、私刻而至坊刻,实现了流通的扩大化,完成了文本性质从非举业之作向举业之作的转化。明代科举考试实行本经制度,使得某些家族和地域长期奉行单经以应试,造成家族专经著述的流传与续纂、地方专经著述的刊刻与传播以及引入他经以弱化地方专经等文化现象。明代科举考试引导出版和阅读活动的偏向,使得经学举业之作严重挤压了非举业之作的生存空间,造成部分非举业之作只能以抄本流传,其学术价值遭到长期湮没。

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对女性群体的正面鼓舞

1905年9月20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废除在中国社会实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作为绵延长达千年的考试制度,科举制和其所推崇的儒家学说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伦理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女性的思想,限制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自由。现分析废除科举制度后近代女性群体在社会地位、思想解放程度、生活方式,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变化来论证废除近代科举考试制度对于妇女群体的积极影响。

唐代科举考试舞弊的防范与惩处

唐代是贵族地主政治向品官地主政治的过渡时期,贵族政治无时不在对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施加影响。在录取实践中,试卷成绩对考试结果常常不是决定性的。因此,科举考试的舞弊大多不在科场之内,而在科场之外。唐政府针对科场舞弊建立了各种防范措施,并加大惩处力度。有些措施不仅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就是对今天的各类考试,也不乏借鉴意义。

权力、教育与思想世界——论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对知识、思想世界的影响

唐代立国后,唐王朝继承了隋代的教育、考试和选举制度,用考试的方式使知识和思想成为拥有权力的话语体系。这不仅使教育被纳入了科举选士的轨道,成为知识控制的直接路径,而且也使知识在这个时代被逐渐教条化与简化。思想世界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愈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各种知识和思想融合的速度加快,思想的边界开始模糊与混乱,最终思想世界在权力的制约下,通过考试制度,逐渐走向平庸。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化,阳明心学、佛学和老庄以及其他各种思想开始向科举渗透,其中对科举考试影响最大者当属阳明心学和佛学,这一趋向从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中可以得到印证。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略论元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特点

元代科举考试制度具有四大特点：实行的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仅限于文职考试；带有浓厚的民族歧视色彩；不是元代选官取士的主要途径。而元代民族众多、统治地域辽阔和元代统治阶级轻视科举。

道统、文统与政统——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和广泛传播,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道统也因此发生了嬗变,道统的嬗变又促进了文统的分化。科举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场域,成为道统和文统争夺的主战场,从而使科举考试中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离经叛道"之说也因此出现在科举考试中,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道统和文统的嬗变还促进了政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使普通士人甚至是市民阶层也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对代表政统的皇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道统、文统和政统的嬗变,孕育着近代的因子,昭示着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

明代尤其是中后期,科举考试和出版业都特别发达。科举考试用书在出版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市场上不仅充斥着首场八股文范本和写作技法类的图书,而且还有大量二、三场考试的范本和答题技巧的图书,这些图书大多数都是书坊刊刻,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科举考试用书的大量出版乃至泛滥削弱了官方对科举考试的绝对主导权,但是对促进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目录学兴盛原因新探——以科举考试为视角

清代是我国古典目录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发展深受科举考试的影响。科举考试的广泛施行,激发了应举所需的类书的编纂,进而促进了古代文献目录的编制与研究;科举考试的三级考试试题中出现大量的目录学类试题,直接诱导了士人对目录学的关注与研究;科场评卷标准由重首场向重后场的调整,为目录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契机。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

乾隆朝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下)

山西学政茹棻为报宁武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山西学政臣茹棻跪奏，为恭报科试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大同棚次恭报岁试完竣、照例接办科试。等情奏闻在案。兹臣由大、朔、宁三府，保、德、代三州科试后，顺道回省，复于七月内由汾州至平阳调考绛、霍、隰三州，至解州调考蒲州，复由泽、潞、沁州试竣回省。……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兴起与废止:科举考试的制度特征及其批判性反思

科举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千年存续源自该制度对封建统治困境的巧妙化解。科举制度的废止是历史的必然。科举考试对中国造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千年科举积淀下来的考试文化根深蒂固。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官本位的考试思想、考试技术手段、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伦理观念、不分门第的"公平"理念的批判性反思,可为现实考试制度的改革提供历史借鉴,进而探寻制度密钥,通过考试制度及其他制度的优化组合促进中国教育和社会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