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科技伦理是指导科研活动的规则和价值观,也是保证良性科研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美国高校是世界科技创新和科技伦理教育建设的先行者。在新时代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与美国科技伦理教育相似的问题。美国高校的科技伦理课程建设状况体现于:明确的课程目标、丰富的课程内容、系统的课程结构、多元的课程资源和综合性的考评方式,为我国高校探索科技伦理课程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对科技伦理的冲击及应对

Sora的推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工智能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凸显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Sora的爆火离不开规模化数据、先进算法和规模化算力,其内在运行机制紧扣文本输入、文本编码、视频生成和视频输出的基本逻辑,在人类社会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但Sora在技术更迭和运用过程中可能给科技伦理带来诸如冲击人的主体性地位、导致人们认知的混乱性、冲击伦理规则的适用性、冲击数字隐私伦理并造成数字歧视等风险。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运用技术手段增强Sora的数据筛选力度和敏捷治理效度,防止数据泄露和侵犯隐私,进行伦理设计实现科技伦理与时俱进,辅之必要的教育培训,以此提升全民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研究与启示

英国是科技创新强国,向来重视科技伦理的合理有效监管,已建立涉及多个领域的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通过研究英国科技伦理监管法规政策制度和实验动物、卫生健康、转基因与生态环境、数据、人工智能以及财政资助计划项目等领域的伦理监管体制机制,分析总结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经验及特点,本文认为英国内政部负责的实验动物管理体制、独特的卫生健康伦理监管系统、重视财政资助计划项目伦理监管以及有效的信息化平台支撑是英国科技伦理监管体系的特色,对中国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就此提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相关启示及建议,为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提供借鉴。

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意蕴

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建设是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当前,世界科技创新进入新阶段,新兴科技伦理问题日益凸显,科技伦理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一,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的现实逻辑基础。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科技伦理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科技活动发展规律为客观遵循,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入分析其基本内容,从防范科技伦理治理风险,强化科技伦理教育培训机制,完善科技伦理审查监督体制,加强科技伦理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和水平,进而保障科技创新活动行稳致远,促进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新时代高校面临的科技伦理教育挑战与对策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伴随的各类伦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其中科技伦理教育也变得尤其重要。科技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念,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由此推动科技和伦理协同发展,助力国家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本文依据现有研究,首先厘清我国科技伦理教育以及大学生科技伦理意识的现状,进而探明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试着提出应对策略。

知识共生产框架下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

发达的经济不仅为科技创新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方面的隐患。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科技伦理治理挑战时,政府、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如何达成合作来共同打开科技伦理治理的“黑箱”,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选择科技伦理治理中政府、专家和公众这3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主体,基于科技伦理治理的内容,对“知识共生产”的概念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知识共生产研究框架,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主体的基础性功能与其对应的实现方式。研究认为,政府(治理知识型生产者)、专家(专业知识型生产者)和公众(助力知识型生产者)共同参与到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治理过程,分别具有政策架构支持、知识储备运用和外在助力推动的基础性功能,并分别通过政策支持实现方式与宏观架构治理方式、知识储备作用方式与知识实践运用方式、现实动因推动方式与外在助力参与方式来发挥政府知识的治理作用、专家知识的专业作用和公众知识的辅助作用,从而实现知识共生产,进而推动科技伦理风险问题的有效解决。进一步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从框架、视角和理念三方面深入展开。

医学伦理学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贡献与新作为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进入新阶段。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沿着两条进路开展的。一条进路是从一般伦理原理出发,推导出具体科学和实践的规则;另一条进路是从科学研究的问题和科学技术事件和案例出发,逐步形成针对科技过程中某一类特定现象或问题的伦理治理原则与共识。医学伦理学研究也是这样形成医学道德传统和现代生命伦理学传统的。在伦理治理实践中,医学伦理走在科技伦理的前列,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伦理治理意见的出台不是医学伦理治理研究的终点,医学伦理学需要有新的作为。一是对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再思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二是对两条研究进路的再思考,两条道路平衡发展互相支撑。三是对伦理与法治关系的再思考,不断提高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

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实践困境、功能定位及优化进路

科技发展与金融创新的耦合连接在造就金融市场“新格局”的同时,也会生成新型市场风险、冲击传统金融监管体制,进而引发“新秩序”的思考。当前立法的时滞性与监管的“运动式”表现致使金融科技规制步入粗放型窠臼,立足完善金融高科技治理体系的时代要求,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话语地位逐步提升。金融科技伦理以其发展性、适应性、回应性等制度功效因应金融科技风险治理的现实需求,然而趋向普适性、软约束、碎片化的规范供给样态已然成为制约金融科技伦理效能发挥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伦理治理困境之破解应在功能界分指引下,厘清伦理治理运行的制度载体与价值逻辑。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现代化规制框架的建立既要在风险预防性目标下完善伦理治理体系化建设,也要在治理相称理念下推动程序运行机制的法治化转换,更要着眼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伦理治理的协同合作,促进与企业合规自律的相向而行。

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发展:演变历程、最新进展与未来进路

数字科技的发展带来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转变,数据安全、算法歧视、数字鸿沟以及直播乱象等伦理问题也随之出现,推动企业数字科技伦理健康发展成为重要课题。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的演进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15年以前,网络与信息安全是科技伦理的早期体现;2015年至2021年,科技伦理被明确提出且将人工智能纳入其中;2022年至今,企业数字科技伦理内容细化与外延拓展。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所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为所关注的议题与时俱进,政府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且监管机构设置不断跟进,企业自律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开始建立科技伦理委员会并对外披露伦理治理情况,社会生态中行业组织、全民数字科技伦理教育和培训等广泛开展以及媒体监督作用不断增强等。然而,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治理仍存在数字科技伦理意识普遍缺乏、治理实践过于表面、监管制度供给不足、机构设置相对滞后以及教育薄弱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在数字科技伦理多元主体共治的总体思路引领下,从加强企业自律自治、政府强化监管、行业组织引导与支持、优化社会生态等层面来不断加强中国企业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实现数字科技健康发展。

价值对齐:AIGC时代的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风险与精准共治路径研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AIGC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在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从理论建构来看,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涉及透明度、监管、责任、道德,以及与计算机伦理、机器伦理和计算伦理等关系的处理。从发展隐忧来看,算法作为非人类网络行动者,面临在隐私与道德交汇中的游离问题,数字化时代的数智鸿沟与伦理边缘不清问题,以及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带来的多维安全风险。基于此,旨在立足人工智能技术遵守价值对齐,提出构建共创共建共治的AIGC文化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即包括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创新、治理主体创新的协同善治框架,推进AI文化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并应对伦理风险,确保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科技伦理之间的可持续平衡。

人工智能应用的科技伦理与法治化建设

人工智能在众多行业领域掀起颠覆性革新的同时,也在科技伦理方面引发了一些争议与忧虑。科技伦理治理既要把握科技发展规律,又要防止科技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反道德伦理的行为。应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应用面临的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责任规则等科技伦理挑战,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同时,完善数据保护与隐私立法,优化算法设计与公平性审查,提高人工智能决策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明确责任主体,提高监管水平,防范和规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

乌卡时代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价值意蕴、学理审视与重构之向

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应对乌卡时代科技伦理风险的应有之举,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实现科技与人文融通的全面发展人才涌现、确保“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有机统一,根植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学理基础之上。乌卡时代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重构之向是在复杂科学引领下形塑生态化,主体向度引导下完善彰显主体化,实践智慧促发下打造机制完备化,跨学科视域下铸造多元融合化。

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企业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而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会影响企业伦理治理能力和成效。基于对一项全国企业科研人员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科研人员日常工作中碰到科技伦理议题的情况比较普遍。但总体而言,与其他科研人员相比,企业科研人员对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持更“消极”的态度;科技伦理失范行为风险感知、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设置情况,以及科技伦理“大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并对研究发现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及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讨论。

后发国家科技伦理治理的挑战及应对思考

面对新兴科技带来的风险隐患和伦理挑战,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治理挑战。后发国家科技发展上“后发优势”与“低技术陷阱”并存的特点,导致在科技伦理治理上面临着现代化路径选择的两难困境、发达国家的伦理倾销、资本对科技的介入失范以及科技伦理治理研究相对滞后等多重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后发国家,中国在实践上以负责任自主创新破解道路之难、以全球化科技伦理治理方案破解利益之难、通过完善伦理审查制度破解机制之难、加强科技伦理研究与教育破解理论之难,从而实现伦理治理的弯道超越,是有效应对挑战的可行之策。

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与中国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更迭,相关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且成为全球性治理难题。国际经贸规则和数字治理国际规则中已有数字科技伦理治理相关内容,独立成文的数字科技伦理规则也已出台,对中国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13年之前以个人数据保护为核心的分散化建设阶段、2013—2019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核心的碎片化建设阶段、2020年至今以人工智能伦理为核心的快速涌现阶段,并呈现三方面的特征,即与数字技术创新、主要伦理失范领域紧密相关;不断寻求数字科技发展、数字贸易便利化、伦理治理三者间的平衡;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无约束或软约束,区域性规则约束力逐渐增强。当前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体系由内嵌于国际经贸规则的相关要求、数字治理国际规则的相关条款以及独立成文的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构成,它们均对数字科技伦理的主要核心议题给予了关切。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体系给中国的数字科技伦理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此中国在总体策略上应从被动参与向主动引领转变、从局限于国内转变为放眼全球,在具体举措上应加快中国数字科技伦理规则的高水平供给,形成覆盖相关主体且责任清晰的规则体系;不断提高中国数字科技伦理规则的开放程度;形成数字科技伦理治理生态,发挥多元主体的伦理治理作用,提高全社会数字科技伦理健康水平以应对高标准数字科技伦理国际规则。

宋应星科技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建设的启示

宋应星的科技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天工开物》中,《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编撰的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科学著作,体现了宋应星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本文分析了宋应星“济世利民,经世致用”“坚持公平,关爱弱者”“以理载道,尊重自然”“严谨求实,科学求真”四方面的科技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建设的启示,以促进建立更加完善的科技伦理体系,助力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安徽省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全省调查分析的结果

科技创新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科技伦理逐步走入公众视野。创新主体是科技创新事业的主力军,构建完善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必须提升创新主体的科技伦理治理能力。从六个方面对安徽省182家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现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安徽省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基于调查分析的结果,提出健全创新主体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重视创新主体科技伦理信息登记、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伦理治理、定期开展科技伦理学习培训、培养复合型科技伦理管理人才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研究六个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创新主体科技伦理治理能力,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助力全省科技创新事业健康发展。

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科技伦理治理背景下护理研究生科研伦理培训调查研究

目的:调查某省护理研究生对基于智库双螺旋法的科技伦理研究培训需求,为护理研究生临床科研提供针对性建议。方法:对某省3所高等医学院校87名护理研究生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描述,采用χ2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98.8%的护理研究生认为“需要”接受智库双螺旋法的科研伦理知识培训,培训需求依次为智库双螺旋法(98.8%)、科技伦理治理原则(75.8%)、医学伦理审查相关内容(88.5%)、医学伦理审查流程(87.3%)、医学前沿领域涉及到的伦理问题(81.6%)、医学伦理委员会制度(79.3%)、医学科研的应用伦理规范(65.5%)、相关伦理文件解读(42.5%);培训形式及途径依次为网络授课讲座(67.8%)、传统课堂授课(58.6%)、导师或课题组学习(47.1%)、实习工作期间单位开展(26.4%)、其他形式(2.3%)。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课题申报相关经历和科研伦理相关学习经历的护理研究生对于智库双螺旋法背景下的科研伦理培训需求意愿较高(P<0.05)。结论:运用智库双螺旋法的基本框架,结合实践案例,对科技伦理研究的框架、过程与逻辑进行分析,对加快提升护理研究生的科研伦理素养、提高临床科研能力具有指导意义。

区域科技伦理治理的实践经验、问题及对策

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基于治理理论,通过座谈调查、访谈等形式,对四川省的治理主体开展科技伦理治理的情况进行摸排,同时向湖南科技伦理主管部门借鉴经验,形成华西医院临床医学伦理治理经验,总结了湖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典型做法,针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普遍性问题和伦理审查的突出问题,提出三条科技伦理治理的可行措施:即推进单位主体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做好伦理治理第一责任人;加快地方科技伦理治理监管部门机制、制度和抓手建设,促进科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探索建设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作为地区科技伦理治理的有益补充。

治理理论视角下科技伦理的治理路径与逻辑

科技变革的新浪潮引发了诸多伦理困境和社会风险,科技伦理治理势在必行。文章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4个主要难题,包括信任关系脆弱、治理目标界限模糊、治理机制待完善及治理工具更新迟滞。在理论操作化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提出后续治理路径的选择应围绕信任、目标、机制和工具4个方面展开。具体而言,第一,构建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的信任基础,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制定互惠规范体系,强化科技伦理治理的社会资本。第二,明确科技伦理的目标边界,即辨明科技伦理治理在敏感性价值方面的定位,并化解关键领域的冲突。第三,建立健全科技伦理机制,包括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和文化培育机制。最后,激活科技伦理治理工具的应用与更新,推动治理工具流程化、系统化、分类化和精准化运用。文章旨在为未来科技伦理治理路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