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

秦二世直道行迹与望夷宫“祠泾”故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赵高、李斯、胡亥策划沙丘政变,将棺载在辒凉车中,经直道返回咸阳。随后胡亥即帝位。这是秦二世胡亥经行直道的明确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由李斯、冯去疾等随从往东方巡行。"遂至辽东而还""还至咸阳",很可能再次行经直道。致使望夷宫之变发生的"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及"斋于望夷宫,欲祠泾"事,或许也与直道交通有关。

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

秦二世即位之年龄,学界多谓二十一岁,然考之史实则似不符。《史记》引《秦记》原作十二岁即位;少子即幼子说不易推倒;胡亥缺乏起码的政治和生活常识,是非不分,甚至难辨鹿马;胡亥无淫乱记载,也未曾留下后代;胡亥童趣未泯,思路幼稚。诸多迹象表明,秦二世十二岁即位说应可成立。

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

秦朝时期,韩学极盛。韩非子的《五蠹》《孤愤》等名篇在秦王嬴政(秦始皇)时代便传入秦国,从而开启了"韩学"的实践与研究之门。嬴政对韩非子的欣赏,秦朝的政治实践、制度创设以及李斯与秦二世之间有关韩非子思想的讨论,构成了韩非子学说与秦朝的历史交集。韩非子思想确实对嬴政、秦二世、李斯均产生过影响,然而,秦二世、李斯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多为偏颇与片面的理解,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理解。秦朝政治实践背离了韩非子的基本政治原理。从最严格的标准来看,韩非子强调君权至尊,尽管他在理论上强调了君主应该遵守君道,但在实际政治领域却又未能提出有效约束君权的措施,势必导致君主滥权。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子对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应该负有一定历史责任,但仅局限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家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约束君权,并非先秦时期的思想家所能解决的政治理论问题。

《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解读与秦亡原因新说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为进一步厘清秦二世时期的历史问题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特别是对秦亡原因的传统史学观点加以反思。诏书指出胡亥当政时期并不完全是司马迁、贾谊等人所说的法令与吏治刻深、“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等情况,而是重视赦免罪人,“德惠”吏、民。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关东民心不安,尚未完全归附于秦,而不完全为“天下苦秦”所致。

秦二世而亡的经济原因——斥“四人帮”在秦汉史上的一个谬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并吞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可是,与秦始皇“联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的主观愿望相反,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仅仅时隔十五年,这个封建王朝就在陈胜、吴广首先发动的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中被推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秦王朝迅速覆亡,历来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四人帮”

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事辨疑

综合分析《史记》所载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一事的时间矛盾、行文矛盾以及秦二世出巡路线之不合理,参考《资治通鉴》之改写,可知此记载存在窜乱,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一事的时间不当在二世元年春。

秦二世即位年龄及生年辨正

秦二世即位年龄,目前史学界有二十一岁和十二岁两种说法。其实二世即位年龄应是二十岁。秦二世生年并非通常所说的公元前230年,而应是前229年。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

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

围绕着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对《秦二世元年文书》的文本加以梳理式解读;二是对秦二世滥杀宗室的现象和成因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三是对秦汉之际的一则“佚文”加以发掘并讨论其史料价值,结合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出秦末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知晓的“沙丘之变”的内涵与《史记》的记载相一致。本文进而认定:《秦二世元年文书》文本尽管是真实的,但是所述历史内容却不足以凭信。《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出于阴谋篡夺之说,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秦二世“坏宗庙”试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秦二世元年诏书所谓“宗庙吏(事)”当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议尊始皇庙”有关,应包括“襄公以下迭毁”所形成之先王七庙与“始皇庙为帝者祖庙”两部分内容。先王“宗庙之灵”与始皇“陛下神灵”从秦统一开始就已经有相分离的趋势。所以,此次庙议实与“除定律令”“解除故罪”同属“与民更始”的重大政治举措。在这个维度上,贾谊《过秦论》以此次庙议为“坏宗庙”,既有对二世迭毁先王庙的不满,又有对二世不能复行“封建”的批判,因王制时代与帝制时代之宗庙制度截然二分,也就意味着“天子-诸侯”之封建模式在秦帝国的彻底消亡。此外,二世夷灭宗族也可视为对宗庙的摧残,这一点可与《赵正书》“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结合起来理解。

《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研究

对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木牍内容进行全面释读,特别是识明其中的“史[记]”和“箸(著)[令]”两字(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诏书的主题,以及通过比对,印证《赵正书》的部分内容,同时还结合诏书、《赵正书》《史记》编制《秦二世继位大事年表》,最后根据《赵正书》中记载的内容,探讨“始皇帝遗诏”与“沙丘之谋”的关系。

论《赵正书》与《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之抵牾——兼谈史实重构的复杂性

北大汉简《赵正书》与兔子山《秦二世元年文书》作为不同于《史记》的历史话语,两者不仅在秦二世继位的记事上存在抵牾,各自的文本也存在一些疑点。《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其史学理念、史料筛选及编排缀合史料方法的引导下构建了胡亥继位的不合法性,反观《赵正书》的文本则呈现出胡亥继位的合法性。此外,与《赵正书》可相互印证的《秦二世元年文书》作为一份官方文书,在下发的过程中势必会影响到秦末人的看法,《赵正书》的出现便说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也让我们认识到汉人的秦史观具有多元性,从而打破由《史记》所形成的单一局面。

重新审视秦二世胡亥——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诏铜版谈起

史籍记载中的秦二世是一个"恶行累累"、几乎一无是处的人,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两诏铜版或许能为他予以些许"正名"。而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新材料为我们重新审视秦二世胡亥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秦二世陵的价值和象征浅谈纪念类遗存的保护意义

坐落于今曲江池南岸的一座封土,相传是亡国秦君胡亥之陵寝,而考古勘探结果表明其墓主身份存疑。它实际承载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的身份,代表秦帝国从如日中天到烟消云散短短几年中,主宰国家命运的几位重要人物和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剧变的物质载体。它具备特殊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反面教材,时刻提醒人们反思那些历史和悲剧,在数百年间已拥有了不二的象征意义。即使从考古学角度出发,难以对秦二世陵的真实性下定论,但它的身份已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在此基础上,秦二世陵遗址公园的建成更促进了这种认同感,并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与秦二世陵相似的纪念性文化遗产,如黄帝陵、周陵等,无论真实与否,都是人们眼中的纪念碑,值得保护。此理念可辐射至更宽广的范围,即具有一定纪念意义,但尚不具备真实性的遗存。

秦二世而亡的史实说明了什么?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新兴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存在了十二个年头就被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篡权了。但是复辟的政权都是短命的。赵高反革命复辟政权苟延了三年就完蛋了。这段历史长期地被歪曲利用,今天必须予以澄清,使历史这面镜子,进一步暴露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鬼蜮嘴脸。

岳麓秦简中的两条秦二世时期令文

关于岳麓秦简的时代下限，我曾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一文中，根据当时研读“卅五年私质日”简的分析排序，初步断定这批秦简的时代下限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但现在这个认识必须修订了，因为我们在研读即将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的律令条文时。至少已发现两条可以确定为秦二世时期的令文。下面，我们且以令文一、令文二的顺序分别进行解读和探析。

《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通释

本文对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进行全面考释。在整理者工作基础上,读"吏"为"事"、"箸"为"书",改释"流"为"故"、"今"为"令"、"县"为"繇"、"援"为"扰",从而对这篇重要文献作出更为准确的解读。

秦二世“望夷之祸”时间考辨

秦二世被赵高弑于望夷宫之事人所共知，然其具体发生时间却并无详细记录，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仅能精确到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二世三年八月，“赵高杀二世”。

真假秦二世陵园

秦二世陵园一旦确定，就使得具有600余年历史的秦人、秦国的陵墓首尾相衔；这应该是世界级的珍贵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