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河北地区秦代郡县的考古新发现

近几十年来,大量秦简、封泥等考古资料的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为秦代在今河北地区的郡县设置研究增添了新资料。通过对这些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和总结,并结合文献资料一一进行分析考证,将今河北地区已知秦代郡县数目由《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11郡20县增加到13郡60县,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同时更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

秦代行縢考析——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例

根据历史文物资料,对照我国传统服饰对秦代行縢进行考证,通过对比与之形制相似的邪幅、胫衣,分析出三者的异同,并结合图像、出土实物论述秦始皇陵兵马俑士兵防护自膝至踝部位的服用形式。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新出简牍所见秦代官吏荐举制度

官吏荐举制度是秦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秦代荐举制度的形式主要有制度荐举、私人荐举和自我推荐三种。国家从才能、功劳、年龄、籍贯、社会身份、过往经历和资财等7个方面规定了被荐举人的条件和资历,要求明确且严格。“任”即担保,是荐举程序中的首要环节,不可或缺。“任”后一般以文书形式逐级上报,荐举文书的内容有固定要求,需经上级审核和考察。在“任”的法律关系中,荐举双方互相承担着连带责任。荐举制度作为一种灵活选拔人才的方式,对推动秦国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其弊病也阻碍了荐举实效的发挥,给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秦代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北方邻近匈奴的秦、赵、燕三国分别修筑长城,以防匈奴侵袭。秦灭赵后,匈奴乘机占领赵属河套地区的河南等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面派蒙恬领军征伐匈奴,一面征集民工将原秦、赵、燕旧时的长城随地形修筑连接,重新加固,修建成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以防御匈奴的入侵。修建长城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30多万的农民及囚犯在风雪潇潇的边塞上,肩挑手抬,积土垒石十余年,在留下无数的白骨后,终于修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秦代万里长城。长城修好后,蒙恬率军30万屯驻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十余年,声名赫赫,威震匈奴。

我国秦代人口治理的历史考察

秦统一六国后,政府重视人口治理,定期进行户口调查登记,以乡亭制形式进行户口编制,强化人口管控,并根据不同治理目的实行大规模移民政策,加强出入境人口的管理。秦代的人口治理采用管控型的治理模式,搭建了自上而下的有效治理体系,实行统一的人口治理体制,凸显赋税、徭役、兵役的作用。秦代人口治理体系的构建源于攘外安内、缘法而治、思想控制、多维融合等各方面之需。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秦代角抵戏俑人物服饰探析

秦代角抵戏是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泛戏剧阶段,由于距今时代较远,其艺人的服饰穿戴是以往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一个领域。文章通过对秦始皇帝陵博物院7例秦代角抵戏俑人物服饰形制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探析,进一步还原被学界较少关注的秦代角抵戏艺人服饰的穿戴状况。运用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文献资料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考古文物相互印证和比对分析,探析秦代角抵戏艺人服饰的面貌。研究认为:(1)秦代角抵戏服饰以下裳短裙为主,短裙的绕裹和带花的挽结方式不同。同时短裙具有装饰性特征,其上遍布精美的彩绘图案。(2)秦代角抵戏服饰不仅有来源于秦人的日常生活服饰,同时也有参照日常生活服饰所创新出的新服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秦代表演服饰的特殊性。(3)通过秦代角抵戏人物发髻的造型特征,得出秦代参与角抵戏表演的艺人群体的身份大致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养马人人物身份相当。

秦代县财政收支及管理问题新探

秦代县财政的收支,除已知途径外,还见官府利用人力、财物参与经营活动,没收无主财物,是为收入;支出则有为获取赋物而付出的金钱和人力成本,对捕盗者的购赏等。县廷对诸官财物收支,一方面实行审计监督,诸官依据付受券、出入券为“计”,县曹依据券书副本和中出入券,对诸官的“计”核校,在总体数量上进行监督;一方面进行现场监督,若干令史(佐)随机居于对应的官署,现场对每笔财物收支“监”或“视平”,确保真实。然而这些制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基层吏民对县财政收支的非法侵害,秦制对基层吏民的过度榨取是重要原因。

秦代制度史研究的新進展——讀吴方基《新出秦簡與秦代縣級政務運行機制研究》

近年來,中外學者以新出秦簡爲依托對秦代地方行政制度進行了深入而具體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頗具分量的學術論著,^((1))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秦代制度史、政治史、社會史諸領域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秦代乃至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演進歷程與特徵的瞭解。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注重縣級行政機構、具體單項職官、文書制度、單項事務運作等問題,相對忽略了制度實踐運行的複雜性和區域特徵,尤其缺乏對地方制度規定與制度實踐運作間複雜關係的分析。

秦代園圃業的官營與管理——以出土資料爲考察中心

過去限於史料,對秦代園圃業官營的研究較爲薄弱。現依托出土資料,可較具體考察秦代園圃業的官營表現及其管理體制與機制問題。秦代園圃業官營主要表現爲經營機構與作物品種較多,單一作物種植園進一步發展。在管理上,秦代官營園圃業主要實行多層級管理體制,專職管理與上級主管相結合,相關官吏兼管與上級監管相補充。考核與獎懲機制的貫徹,“定程”“取殿”兩種考核方式的互補,以及獎懲對象的全覆蓋,有利於官營園圃業管理。官府經營是秦代農業經營的重要特徵,這一發現有助於再認識秦代農業經營情况。

秦代犀牛分布的历史学考察

犀牛是一种亚热带、热带喜温动物,在历史时期野生犀牛曾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及部分北方地区。但由于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原因,其分布区域逐步缩小,以至于绝迹。借助简牍资料并对照相关传世文献,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秦代犀牛分布区域,并确定了分布北界应西至大巴山脉、东至武陵山脉。大致推断秦代限制民间盗取犀牛当出于维护统治之考虑。

秦代书法漫谈

考古出土实物上的文字为秦代书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秦代书法受秦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唯大尚多"与神秘感的特点。秦代通行的正体字有两种,即小篆和秦隶。"秦书八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秦代刻石与简牍上的书法分别反映了贵族与平民书风。

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

2002年出土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

简牍所见秦代地方禀食标准考论

秦统一天下前,睡虎地秦简所见法律规定地方禀食是按日与按月的两种计算方式,数量因自然身份和作务不同而各异。统一天下后,里耶秦简记载地方禀食出现了变化,禀食计算方式统一为按日计算,部分人员禀食数量减少。于是,秦代地方禀食标准不存在社会阶级划分,而是因其自然身份和劳作不同大致分成三类情况:一,从事重劳作,成年男子每日禀食5/6斗,女子每日禀食2/3斗;二,其他情况,成年男子每日禀食2/3斗,女子每日禀食25/6升,未成年男子的禀食标准等同成年女子;三,婴儿等特殊人员为另一层次,禀食标准独立规定。

从里耶简看秦代文书和文书工作

里耶简的出土,为人们了解秦代的文书格式、县丞(守丞)的文书职能和文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并进一步研究秦代的文书和档案工作提供了可能。

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略论《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的写作年代

《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附有近五百字的文字,描述二十六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这段文字(以下简称《附篇》),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和《山海经·海内东经》本文无关。清人毕沅说:"右海内东经旧本合‘岷三江,首……’以下云云为篇,非,今附在后。"指出了两者的区别。《附篇》除了一句话以外,完全没有《山海经》中那种夸诞的色彩,显而易见是一份极可贵的水文地理资料。其中或有少数文字脱讹错简,或有若干地名未能指实,但所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都与《汉书·地理志》及《水经》

论秦代金布的隶属及其性质

金布是秦代县一机构。一些研究认为金布隶属于少内,但综合材料分析,金布不隶属于少内而是直接隶属于县廷。以往关于金布性质的讨论受到《金布律》较大影响,存有偏差。据新出里耶秦简所示,县金布应为列曹之一,主管统计库中的兵、车、工用、工用器和少内机构中的器物、金钱等财物,核准县属各机构的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考核记录——"课"。

《秦简·法律答问》与秦代法律解释

《秦简·法律答问》对秦律所作的解释有哪些显明特点？ 在作出法律解释的时候又采用了哪些行之有效的解释方法？ 这些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