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修辞学研究的去殖民性转向——兼评《文体经纬与帝国统治:中国秦汉时期修辞研究》

比较修辞学(comparative rhetoric)是一门运用文化和比较视角研究非欧美修辞传统的学说。自诞生之初,该学科就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殖民色彩。本文籍由介评《文体经纬与帝国统治:中国秦汉时期修辞研究》,对中国修辞研究领域里西方主导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该书采纳的去殖民性视角是比较修辞学,特别是中国修辞研究范式转变的可能选项,书中主要观点也体现了去殖民性选项在挖掘被西方否定的中国传统修辞实践方面的作用。本文最后指出,去殖民性视角下的中国修辞研究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论秦汉时期廪君蛮与板楯蛮的关系

史料记载廪君蛮和板楯蛮与巴是有密切关联互动的族群,其中对活动在川东地区的板楯蛮与活动于汉水流域以及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关系探讨仍有一定的空间。对板楯蛮与廪君蛮的关系的追溯,可窥见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多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进程的历史见证。

高考对“秦汉时期的历史”内容的考查

一、2021—2023年高考试题对“秦汉时期的历史”的考查情况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时期。秦汉时期的历史是高考考查的重点内容。高考对该专题考查的必备知识主要有:秦的统一、秦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和意义、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汉代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西汉的政治经济状况等。

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

本文在广泛梳理东周秦汉时期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认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陵西大墓M1新发现的单体金、银骆驼塑像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特例,但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的。

欧美汉学中的秦汉时期文字使用研究

欧美汉学界对秦汉时期文字使用的研究,值得国内学者注意。陈力强、柯马丁注意到,秦的统治阶层利用文字建立起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霸权。溥若诗、陆威仪、王海城的研究说明,秦汉时期篆书的“权威性”还来自道德规范、文献价值和艺术作用。以鲍则岳、高奕瑞为代表的汉学家普遍认为,《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字规范化实践。蒲芳莎、何莫邪、冬马轲证明,借由《说文解字》小篆字形,许慎可以更好地阐述自己对文字和经义的认识。以上这些,都说明中西方学者对秦汉时期文字的使用和《说文解字》性质的认识,已取得不少共识。

秦汉时期汉中郡乡里校补与地名学分析

随着简牍资料的不断公布,对秦汉乡里制度进行区域个案研究已成为可能。通过梳理和校补史料,新发现秦汉时期汉中郡的乡有5个,分别是西乡、訇乡、壻乡、平乡、汉阳乡,时间均为汉代;新发现的里有11个,其中秦里5个:畜园里、康乐里、州里、辨阳里、乘田里;汉里6个:析里、平乡里、市阳里、故道里、官里、竹里。加上前人收集的13里,共计5乡24里。通过地名学分析可知,汉中郡的乡名以人文地理类名称为主;里名方面,秦代是自然地理类和人文地理类并重,汉代则以人文地理类为主。秦汉时期里的稳定性问题需要辩证看待。相关结论不仅有助于推进秦汉乡里制度研究,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爰书”考

从“爰金”“爰田”到“爰书”,“爰”字的含义具有连贯性,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并考释,将“爰”理解为“易”或“换”则更为合适,而秦汉时期的“爰书”是个泛称,指记录他人言语用于证明或存档的文书形式。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陶瓷发展的历程

陶瓷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之一,同时亦是我国文化传承领域闪耀的明珠,其发展历史贯穿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我国,陶瓷不仅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同时制作精良,工艺精湛,具有较高的鉴赏价值。中国陶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技术革新,发展出唐三彩、白瓷、青瓷、青花瓷、五彩等种类繁多的陶瓷工艺。本文阐述了我国先秦至秦汉时期陶瓷技艺演变的历史进程,并对这一时期陶瓷工艺的特点做出分析与探讨。

高考全国文综乙卷对秦汉时期文化的考查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时期,其历史是理解中国大一统国情的重要历史依据,因此秦汉时期的历史是高考考查的重点。笔者通过分析2022年和2023年高考全国文综乙卷第42题后发现,这两年的试题均对秦汉时期的文化进行了考查。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的文化这部分知识应是我们高考复习的重点内容。

试论秦汉时期上计制度中的审计思想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式微,新崛起的诸侯国各自势力不断扩张,各诸侯国的地方行政组织郡和县逐渐发展起来,郡和县的官员由诸侯国委派,官位不再世袭。在诸侯争相称霸争雄、弱肉强食的历史环境中,加强中央集权,对任命的官员进行问责成为历史的必然,春秋时期上计制度也由此应运而生。当时的上计制度主要是地方长官每年把所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租税收入等上报给国君,由国君组织官员进行考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河山一统:秦汉时期的黄河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持续久远的大分裂时期,在500余年的时间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及众多其他较小的诸侯国之间时常为了生存空间与势力范围而相互角逐,连番的军事摩擦与战争冲突给社会生产力及民众生活的提高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动荡历史呼唤着统一政权的出现及破局。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秦汉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总结提炼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记载秦汉社会万象的古书典籍中涉及的对外交往史料,从外交翻译实践、译官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译员综合素养提升、外交翻译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点,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功德与天命: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的变迁

秦汉时期,皇权合法性观念曾历经一个显著变化。受战国理性精神的影响,秦朝称帝者只言功德。而两汉之际,由于君权神授观念流行,称帝者却必据天命。皇权合法性观念由重“功德”变为重“天命”,与西汉士人对秦亡汉兴的历史反思有密切关系。审视这一“天地大变局”,西汉士人普遍认为历史的重大变化冥冥之中另有主宰,实际上非人所能掌控。正是这种怀疑理性能力的认识,导致了西汉君权神授观念的兴起和盛行。魏晋以后人们普遍持有的“功德”与“天命”并重的皇权合法性观念,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秦汉时期医德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医德文化是传统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道家修身和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入手,分析了秦汉时期仁爱为怀、以术进德、把关传承的医德文化内涵。医者只有以“仁”为动机,才能在行医过程中换位思考、关爱病人、修身自省,实现医术与医德的同步发展。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学却陷入“技术至上”与“人文精神迷失”的困境。旨在准确把握秦汉时期医德文化的精神内核,实现传统医德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医学的医德教育和医风医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秦汉时期汉中郡的政治地理特征

运用政治地理学的理念分析秦汉时期汉中郡的空间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有效实践。秦汉中郡,置郡时间较早,初置于惠文王后十二年。秦汉时期汉中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演变特征,南北郡界因秦巴山势而定,较为稳定;东西界则由于都城迁移及政治地理格局转变,为配合国家战略调整而出现了郡区行政管理变化。汉武帝时期,汉中郡治已由南郑迁至西城。昭帝元凤六年,郡、尉分治西城、褒城,是基于国家政治变化背景下,根据汉中城市地域分布与区域交通相互结合的空间结果。东汉初期郡治迁回南郑,都尉分治裁撤。至三国时期,汉中自子午道分界,东属曹魏,西归蜀汉,这也是不同时期政治活动在同一地域空间的表现形式。

从饮食器具看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审美

饮食器具是饮食活动中重要的物质文化之一,秦汉时期的饮食器具是当时社会审美追求、文化习俗、工艺技术、社会功能等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秦汉时期对饮食器具色、形、意三个方面的审美追求,体现着时代的社会文化色彩与饮食审美享受;在饮食器具的纹饰图案、造型功能以及搭配使用上,也展现出该时代个人、社会、自然以及民族交流中所蕴含的“和”文化。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探赜——源于宗教祭祀仪式的“二重证据法”

通过文献资料、历史钩沉、文化叙事、辩证分析等方法,借助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探索体育文明的起源、演化和文化哲理,并采取举隅“二重证据法”以勾勒黄河流域早期体育文明原貌。研究认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生成受“绝地天通”巫觋改革的影响,启伐有扈、钧台之享可以推断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起源的两大学说;在自然宗教、多神教、宗法礼仪变迁中孕育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封禅畤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则是主导秦汉时期体育文明延续的文化空间;夏商周体育文明表现为意识主导下的“祛身化”,秦汉体育养生文明实践了身体本位回归;黄河流域巫觋演变为天神、地祇、人祖概念实践着巫觋文化向体育文明的转向,“祀”与“戎”、“雅”与“俗”是重武习射、图腾崇拜,以及宗教祭祀仪式“退场”后多元体育文明诞生的文化逻辑。

秦汉时期的上计制度对我国财政监督制度的启示

上计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用以自下而上的监督考核为主要目的,对地方财政和公共产品的有效维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杜绝了因各类贪污渎职导致的对公共财产的浪费,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仅有利于维护基层政权结构的稳定,也对加强封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有极强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图对秦汉时期的财政上计制度进行论述,以期呈现一个清晰明了的上计制度模型,为当代中国的财政监督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