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秦基层政治生态管窥:以“尉史‘文’詈‘赵’案”为中心

“尉史‘文’詈启陵乡‘赵’”一案发生于公元前219年的秦迁陵县启陵乡。启陵乡啬夫“赵”鉴于“文”作为军事系统吏员的特殊地位,将棘手的“送鸟”事务交予其完成。但由于责任重大、且迁陵县同年在处理同样发生于启陵乡的“送马”案时存在严重不公,故“文”拒绝执行指令,并对“赵”进行威胁与辱骂,遭到“赵”的关押。以此管窥,一方面,迁陵县等新占领地的统治权力正在从军吏逐渐转移到文吏手中,文官制度逐步确立;另一方面,权势的有无、大小是影响秦基层政权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形单影孤或者失势的吏员更容易遭受权力的滥用与不公正的对待。中央集权制度下,如这些缺陷难以得到弥补与修正,则会孕育帝国新的统治危机。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数字人文视域下简帛文献的分词研究--以《里耶秦简牍》为例

简帛文献是一类不同于传世典籍的传统文化载体。本文以两卷里耶秦简为例,结合数字人文的文本数据计算及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自动分词研究。基于经过人工标注的里耶秦简文本构建里耶秦简语料库,分别使用3类分词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并讨论其结果。实验显示,Bi-LSTM-CRF模型的分词效果最佳,准确率达到94.54%,召回率94.82%,F值为94.68%。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深度学习的分词方法在里耶秦简等简帛文献中的有效性和泛化能力,还表明其可应用于简帛词汇研究、语料库深加工以及文本分析等多元任务中。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由里耶秦简看洞庭郡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里耶秦简中有不少关于捕捉动物和采集草木的记录。其中捕鸟和捕猿用于贡赋,黔首捕虎所得虎肉可供官府出售,草木通过劳作被加工成各种生活用具。这些都是对当地动植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反映出洞庭郡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秦律限制捕捉动物的数量和捕猎时间,植物资源的采集也有季节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地环境的合理保护,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秦汉病方类文本发展初探——基于北大秦简《病方》的考察

北大秦简《病方》等新材料的公布,使秦汉病方类古书的发展线索更为明晰。秦代病方往往没有目录,内容构成相对驳杂。西汉病方常附有以病名分类的目录,正文抄写格式与目录配合。秦代病方中常见的家畜方在西汉初年已经消失,祝由方也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边缘化。秦代病方中的祝由方所涉对象广泛,病方因此与其他类型的数术文本边界模糊。西汉以来,祝由方成为与药石对举的治疗人类疾病的方式,病方类古书与其他数术文本的边界也随之变得清晰。从秦到两汉之际,病方从内容、结构到体例逐渐定型,其形态更近于后代的医方。

秦简词语考证(两篇)

本文对秦简中的两个疑难词语作新的考释,作者认为:1.放马滩秦简“置鼠”的“置”无须破读通假,“置鼠”可以结合文献中“设鼠”“设禽兽”“张鸟”“张鸟兽”等的结构方式与表意来理解,“置鼠”其实就是设置器具以捕取老鼠的意思,是一种语意表达的不完整缩略形式。2.睡虎地秦简“渡衖”的“渡”应当读为“塗”,近义复词“塗巷”见于先秦文献。

秦县级公田经营管理问题新探

与民田多由授田制下的秦民直接开垦相比,秦公田的来源渠道较为多样,主要有役使田徒垦荒、没收罪犯田地、收归无主土地等。但罪犯田地被没收后,并不都转化为由政府直接垦种的公田。秦简中的“田徒”除主要指代垦种公田的徒隶外,还应包括了从事该种劳役的戍卒、百姓居赀赎债者等编户民。秦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田徒的充分役使,不仅颁行了严密的调拨法令以保障其充足供给,还贯彻了合理使用原则。此外,秦统治者在强调勉力生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公田吏的合法经营管理。秦令规定公田吏坐罪案件需及时上报,并为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以确保公田经营管理的高效运转。

睡虎地秦简《日书·诘》“幼蠪”“欦鬼”补说

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中“幼蠪”与“欦鬼”两个鬼怪名一直未得善解。“幼蠪”在胡家草场汉简《诘咎》篇中作“黝龙”,故知“幼蠪”当据“黝龙”读之。“黝龙”即被视作北方之神、水精的黑龙。由于北方之神多司冬、司水,若居于人之室中或内中,即使夏天可能也会导致寒冷异常。简文所云“夏大暑,室毋(无)故而寒,幼(黝)蠪(龙)处之”,应即这种情况。“欦鬼”之“欦”可读作“歆”,“欦(歆)鬼”即食气之鬼神,所以简文中将“人之六畜毋(无)故而皆死”的原因归之于“欦(歆)鬼之气入焉”。“歆”“欦”“贪”有同源关系,均有“贪羡”“爱欲”之义,所以“欦(歆)鬼”也可能即贪于饮食的“贪鬼”。

睡虎地秦简“自昼”“自宵”考释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有“自昼”“自宵”两个语词,目前暂无很好的释读意见。根据《仪礼•士丧礼》之“既朝”和《既夕》之“既夕”辞例,“自昼”“自宵”应读为“既昼”“既宵”,可分别训为“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在上古音时期,“自”声字与“既”声字的音韵地位较近,同时又有文献例证和辞例佐证,因此,二者古音可以通假。“既昼”“既宵”在简文中是时间名词用为副词作状语,删除后句法结构不受影响。

读北大秦简《从政之经》札记五则

北大秦简《从政之经》,在注释方面存在释义不确的地方。如,简5壹“安静毋苛”之“苛”,当训作“扰”;简8壹“廉毋刖”之“刖”,读为“刿”,当训作“割伤”;简9贰“术(怵)狄(惕)之心”之“术狄”读为“怵惕”,当训作“畏惧,恐惧”;简20壹“老弱独槫(转)”之“槫”,当读为“专”,训作“孤单”。

从祝辞到俗赋:以北大秦简《翰音》为线索

北大秦简包含了多篇文学作品,《翰音》是伴随着祓除仪式产生的仪式韵文,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本文尝试从《翰音》的文本来源及文本特征入手,借以讨论其文体发生、文类归属等相关问题。祝辞和俗赋都有娱乐的功能,两种文体的转变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从文辞中“铺采摛文”与“不歌而诵”等特征来看,《翰音》可认为是近于俗赋的仪式文本;从语言形式上看,《翰音》中的赞美雄鸡的四言韵文很可能是汉代四言小赋的早期形态,而北大秦简的编排者将《祓除》与其他祝祷类文本分开抄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秦人文类意识的萌芽。

秦简“五善”“五失”解读

秦简“五善”“五失”中,良吏的标准涉及事上、行事、举吏和人际等方面,既包含法家为吏“敬上”“精廉”“举吏审当”等要求,又提倡儒家君子“忠信”“无谤”“笃行”“恭敬”等主张;既反映了“术”“法”“刑”思想影响下的法家君臣观,又体现出“君子之道四焉”的儒家臣道观。“五善”中儒家思想比法家思想突出,“五失”则相反,儒法思想功用的差异可见一斑。

考古新发现有“成都”字迹的秦汉文物

考古所得的云梦睡虎地秦简、荥经“成都”矛、青川吕不韦戈、蒲江“成都”矛这几件带有“成都”字迹的战国晚期文物,在关于“成都”得名的研究中,被反复作为证据,证明“成都”得名于秦统一巴蜀后。近年来,又在成都、西安发现了有“成都”字迹的秦简、秦封泥,同样也是战国晚期的文物。这不仅佐证了“成都”确实得名于秦统一巴蜀后,还证明成都自从纳入全国统一战略后,确实迅速发展、繁荣,走向了成功。

楚简、秦简墨书比较及笔法溯源

简牌帛书是20世纪大发现之一,简墨迹为当今书法史研究及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上古一手资料。简牌帛按种类及时代可分为楚简、秦简、两汉简、三国吴简、晋简等;依文字系统来说可分为两大系统,即楚系文字、秦汉系文字,前者在秦代统一后消亡,后者是使用至今的文字系统。

论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文本性质的多元性

关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简《墓主记》的文本性质,学界多有争论。学者们从文学、历史与宗教信仰等不同视角考察,分别将其命名为“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祠鬼”等。这些命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展现文本的整体面貌。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认识《墓主记》文献的“流动性”、文本的综合性以及文体的“嵌套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可以达到对文本的深度认识。《墓主记》文本可能因某种目的而专门设定了嵌套式结构,这种结构包含多种文体,使其具有多元文本的性质特点。

试论秦简所见“守府”

秦简中常见有“守府”的记载。秦代“守府”者的来源主要是隶臣,当隶臣不足时方以隶妾和戍卒充任。“守府”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在县廷和各官署,工作内容有看守、传递文书和接收文书或物资,工作时长大概为2~3年。秦代“守府”的含义在法律文书中表示看守官府,在行政文书中则表示暂署官府。“守府”含义的差异是秦地方行政实践不断发展的结果。

秦简所见秦军制思想的研究——以《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历来是热门研究课题,其中《商君书》对秦的军制思想研究意义重大。文章通过从“战”“农”“法”“壹”“一”几个维度,对《商君书》的内容进行统计和逐层剖析,不难看出秦的治国思想,即以战争为中心,农业和法令为基本点。由此可以推断出秦“壹”的军制思想,其具体体现在讲求统一、追求效率、执行彻底三个方面。《商君书》为秦军制思想提供了可知视角,而《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为秦军制思想提供了有力证据。秦高度统一的军制思想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商君书》是秦军制思想形成的体现,《睡虎地秦墓竹简》是秦军制思想发展期的体现,《里耶秦简》是秦军制思想高潮期的集中体现。它们为秦军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秦高度集中的军制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对秦的强大并最终完成统一有应时之功效,结束了战乱频仍的混乱时局,有利于社会和平与安宁;但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秦在完成统一后没能及时调整这一思想,最后反而钳制了秦的发展,导致秦的速亡。

基于出土秦汉简帛探讨《黄帝内经》部分篇章成书时间

通过对出土秦汉简帛材料中“晏食”“大晨”两个时称的分析,认为《黄帝内经》中涉及上述时称的篇章成书时间下限为战国末期至秦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