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着力点”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召开((1)),从2023年全国财政运行数据来看,负重前行的总体特征依然明显(支出刚性、政府债务与收支缺口持续扩大),财政形势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收支矛盾还有阶段性扩大的态势。日前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本文从聚焦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着力点”出发,分析新形势下财政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扩大和引导有效需求改善以及体系化高标准提升社会保障服务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和可持续性分析

1998年以来,我国在外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内受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影响,导致出现通货紧缩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英明果敢地实施宏观积极财政政策,尽快地扭转了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形成了举国上下一条心,安定团结搞活经济的喜人新形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积极财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效应和可持续性。本文旨在对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和可持续性问题作点努力。

对近5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及趋势预测

我国1998年为应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式变化,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至今已达5年之久.5年来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应,本文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也对其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并指出和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然性.

积极财政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的影响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时变参数模型分别考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中对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力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积极财政政策并没有有效地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反而促使我国区域差异进一步增大,但影响力度逐年减弱。

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

一、引言 从1998年我国陷入通货紧缩以来,如何启动消费,刺激国内需求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而国内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萎缩.为了刺激消费拉动国内需求和投资,中央政府连续5年(1998-200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图以每年巨额的财政支出来拉动民间投资和刺激消费.然而,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似乎刺激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首先,国内物价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说明通货紧缩现象仍然存在;其次,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仍在大幅增加,到2002年10月份,已达10万亿之多.

积极财政政策下农村金融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与财政的关系探析

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财政和政策性金融已成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支农"建设中,政策性金融与财政各有分工,相互补充。需要处理好财政和政策性金融之间的关系,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健全支农财政资金的协调机制,发挥政策支农的协同效应,同时注意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开发性功能。

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本文回顾了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做法 ,从投资、消费、外贸三方面分析该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作用 ,但效应不能过分高估 ;财政支出与社会总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促进消费增长作用有着重要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对出口增长有一定作用 ,其效应有一部分是间接的 ,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致 ,分析表明 ,积极财政政策不能持久 ,预计有望在 2 0 0 5年以后淡出。据此 ,提出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模式和扩大其内涵的建议。

1998-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评析

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加了公共产品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供给结构,补充了企业投资需求的不足,但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在政府投资支出与市场内生需求之间建立有效的渠道从而没有在总体上启动市场内生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总体效果不显。为此提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建议。

我国国债规模稳定发展与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研究

当前我国国债规模进行现实考察 ,然后利用国债规模与经济增长、财政赤字的动态关系 ,构建了国债规模的稳定发展模型 ,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以前年度的国债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 ,从而得出我国国债规模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条件 ,最后以 2 0 0 1年为初始条件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下的国债规模的长远变化进行了预测 ,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在的扩张空间。

两种属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选择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但由于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构的差异 ,将会形成效率型与稳定型两种属性的积极财政政策 ,而它们又将从不同的层面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进而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 1998年以来 ,我国所实行的效率型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的严峻形势。为了扩大就业 ,促进再就业 ,保证改革的稳定环境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应由“效率型”转向“稳定为主兼顾效率”的复合型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导向：刺激消费需求

本文从分析1999～2007年国内需求状况入手,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内需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因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应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税以及扩大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切实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结构式凯恩斯乘数理论与积极财政政策优化——基于消费矩阵的实证研究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如何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成为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效应是有条件的,为了启动处于衰退中的经济,政府不仅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干预经济,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乘数效应不同,政府更需要采取结构性的干预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部门的不同支出以改进财政政策效率。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在结构式凯恩斯乘数理论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认为结构式乘数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将为中国政府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衰退风险提供更加科学的分析视角与更加丰富的决策手段。

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有力支持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落地,特别是支持降成本和补短板两个方面成效显著,大规模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补上了多项民生短板。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升级,需要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支持,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财政能力便成为重中之重。除了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新增的财政能力外,统筹和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优化支出结构等方法均有助于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但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升和扩展财政能力的空间有限,对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说,还需在战略战术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做出具体安排。

财政平衡观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财政平衡理论是财政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收支矛盾是财政的主要矛盾,财政收支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其运动轨迹表现为“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收支又是彼此依存、相互统一的,即绝对的财政收支矛盾(不平衡)可以转化为相对的财政收支统一(平衡)。因此,财政收支运动是按照“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转迹向前发展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实质上是财政风险的控制问题;“财政平衡”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差异之处。因此从整体上和中长期战略上看,必须实施平衡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与淡出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当经济运行处于相对收缩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能够直接扩大社会需求 ,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但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 ,资源瓶颈约束迟早会到来的。当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 ,如果不注意因势利导地调整和逐步淡出 ,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 ,引发通货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及效应评析

继续扩大总需求、推进市场制度安排、提高就业水平,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入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三年前根据国内外形势,提出以扩大“内需”为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无疑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从今天来看,应转入“内需”、“外需”并重的政策。目前,只有进一步扩大总需求,并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提高效率,使中国经济转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调整

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看,要实现“十五”计划提出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仍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与三年前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策理应有所调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着眼点上应逐步由扩大需求为主向改善供给为主转变;在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方式上应由增加政府投资为主逐步向启动企业投资为主转变;在继续实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注意降低财政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绩效监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公共资产流失、强化财政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必须看到，我国的财税秩序仍比较混乱．规范的财政自主监督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财经领域内的违法违纪行为屡禁不止，财政专款被挪用、会计信息失真、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大量存在。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财政风险研究——基于新冠疫情背景的分析

为了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是在财政风险已经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下出台的。收支差距扩大、债务规模扩张、经济增长失速、市场制度扭曲等财政风险内外来源实际上限定了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的赤字扩张边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应严格遵循风险审慎原则,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密切关注潜在的财政风险走势,防止财政风险超越临界点。为了有效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建议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和厘清财政风险的内生和外生来源,精准施策、共防共治。通过完善税制、深化预算绩效改革、清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保障民生就业等方式来化解财政风险的内生来源;通过采取扩大"新基建"投资、推动要素市场化制度改革等方式化解财政风险的外生来源,最终促进财政风险回归正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