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以沪深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利用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2009—2020年的数据,先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了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对发明创新和非发明创新均有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通过评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增加新能源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而非人力资本投入来提高其创新绩效。税收优惠的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的内外部特征存在差异性,其对非国有性质、电热供应行业、具备政治关联以及法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作用更显著。

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何以可为?——来自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个人养老金是健全养老保险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而灵活高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是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虽然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但是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掣肘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实践、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经过数十年的积极探索,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逐步建立了灵活高效的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激励方式灵活多样、政策制定立法先行、政策调整循序渐进、关注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以及鼓励以家庭为参保对象等五个方面,有效推动了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不过,这些典型国家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对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不足等现实困境。结合典型国家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对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见解,认为我国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政策应当从四个方面作出改进:一是引入多种税收优惠模式,增强政策的吸引力;二是凸显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助推优惠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三是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灵活性,鼓励个人合理配置税收优惠额度;四是税收优惠政策应支持以家庭形式参保。

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文章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路径以及营商环境在创新转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研发投入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总体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低企业、成熟期企业,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明显。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应继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政策实施成效。

企业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税收减免是促进企业公益性捐赠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通过梳理已有政策文本并归类分析,厘清其内部联系与矛盾,结合实施背景与效果,从相关法律的衔接中分析当前优惠政策的历史发展和存在问题。联系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偏好、环境方面分析形成逻辑,进而提出清晰界定涵摄范围,完善多样捐赠的评估规则,适当调整税收征收机制,实现统一立法的建议,从而更好推动捐赠事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深刻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税收优惠是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借助中介模型和异质性分析对税收优惠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深入挖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够显著激励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税收优惠通过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促进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税收优惠更能发挥出激励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因此,要持续推进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帮扶与均衡发展,使税收政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打造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俄罗斯难采石油及税收优惠研究

俄罗斯剩余石油储量中,难采石油储量占比不断上升。目前俄罗斯没有统一的难采石油划分标准,既有专业技术指标的划分,也有税法规定的相关标准。开发难采石油是现今俄罗斯油气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俄罗斯主要的难采石油包括低渗透储层、高粘度、边远地区、高采出程度等不同种类。为了激励难采石油储量开发,俄罗斯政府从2005年开始制定了矿产开采税税收优惠政策,在2014年以统一的公式纳入石油开采税计算公式。为了进一步鼓励俄罗斯油气产业投资和新技术开发利用,从而激励难采石油的开发和资源替代升级,引入了额外收入税制度,从2019年起在部分未开发区块或老油田试点实施。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俄罗斯难采石油产量快速增长,未来其石油产量的稳定也将主要依靠难采石油的增产。俄罗斯是中国对外油气战略合作区之一,难采石油储量的勘探开发是未来中俄油气合作重要领域。

税收优惠与企业并购——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用DID方法实证分析税收优惠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并购,具体表现为加速折旧政策既增加了企业并购次数又扩大了企业并购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的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并购。进一步分析发现,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了现金并购,提高了企业并购绩效。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与企业科技创新责任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国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减轻企业税负提升科技实力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资源配置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以比亚迪、复兴医药、宝钢股份、柳工机械为案例企业,从消费者、政府、社区、员工、非政府组织5个维度理解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企业科技创新责任的影响路径和效果。研究发现:加计扣除可以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政府与社会的关注度两条路径影响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从影响效果看,消费者、政府、社区和员工4个维度上的科技创新责任效果显著,非政府组织维度上的企业科技创新责任效果较弱。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双元创新——来自专精特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A股上市专精特新企业2005—2022年数据,分析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对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在获取政府补贴后会优先选择实质性创新而非策略性创新,税收优惠则会激励其进行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两种财政政策均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上述创新效应。此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非国有企业、高数字化和高吸收能力企业的双元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政府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合理采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以促进创新活动提供了启示。

环境规制与税收优惠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背景下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政府对其的政策导向息息相关。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环境规制、税收优惠作为门槛变量,考察环境规制、税收优惠与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来探究环境规制与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税收优惠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当税收优惠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其对创新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创新效率产生正向作用;当环境规制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其对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而环境规制与税收优惠的政策组合,对创新效率起持续性的线性正向促进作用。

税收优惠与企业社保缴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证据

企业社保缴费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本文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税收优惠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行业内企业的社保缴费,平均提升了5.20个百分点。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社保缴费基数,进而促进了企业社保缴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非国有、资本密集度较大、员工权益保护较好以及位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社保缴费影响更大。此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通过促进社保缴费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了社保缴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企业社保缴费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发达国家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选择——基于美、英、日、新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梳理日本、美国、英国与新加坡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发现国际税收激励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表现为税收激励政策聚焦企业创新行为,普惠性较强;税收政策激励形式多样,且更偏重间接优惠;政策优惠力度呈现增强趋势;对中小企业实施“加强优惠”;关注创新链条前端,引导产学研深入合作。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有待提升。借鉴国际经验,建议增强政策组合协调性,扩大普惠性政策覆盖面;强化高新技术企业政策“高质量”导向,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完善中小企业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聚焦创新链短板,激励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浅议如何防止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被错用

软件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国软件业整体运行稳步向好。根据工信部发布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2017-2022年)》显示,软件产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9%;产业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升。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扶持,特别是针对软件企业出台的多元化税收优惠政策。然而,软件企业由于经营模式多样,近年来在快速发展中也偶尔会出现骗税、虚开等涉税问题。

PPP模式下养老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养老服务业也应运而生。PPP模式是目前国内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税收优惠政策则是政府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将PPP模式运用到养老服务业时,却面临着税收优惠范围较窄、优惠政策不完善、优惠期限不足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问题。因此,对问题产生的症结进行分析,提出PPP模式下养老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对策建议,以期推动PPP模式下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税收优惠与企业脱虚向实——来自委托贷款的证据

基于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委托贷款数据,本文利用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影子银行的视角考察了税收优惠对企业脱虚向实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的委托贷款活动显著减少。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主要发挥了相对成本效应和相对收益效应,即通过促进实体投资、改善经营效益,抑制企业委托贷款活动,且该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金融投资类而非经营支持类委托贷款上。这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在资产配置层面和委托贷款属性层面脱虚向实。此外,税收优惠对委托贷款的抑制作用对成熟期、低成长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拓宽了税收优惠和委托贷款的研究边界,为科学认知委托贷款运作机制和强化影子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职能提供了有益参考。

破解个人养老金制度激励不足之困:普惠视角下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设计

本文针对个人养老金制度激励不足的问题,提出了领取期分级税率和缴费期低收入群体补贴的政策优化方案,通过构建精算模型,测算了不同方案下的税收优惠效果,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优化方案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行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有限,甚至可能增加税收负担;分级税率设计可将低收入群体纳入税收优惠受益范围,并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水平;在此基础上,为无法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提供缴费补贴,可保障这部分群体的切实利益。优化方案不仅能有效缩小不同收入群体间的优惠差距,实现个人养老金的普惠,而且在延迟退休背景下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普惠型个人养老金政策的优化提供了方案支持,有助于推动个人养老金的快速发展。

税收优惠、金融化抑制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证据

在科技浪潮汹涌澎湃向“新”而行的大背景下,政府如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制造业“脱虚向实”积极投身科技研发,这已经成为新时代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基于2011—2022年上市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切入点,从内外激励相容的角度去实证探究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盈利能力差企业以及国际化程度高的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微观和宏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微观上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改善企业创新风险承担能力;在宏观上能够优化营商环境,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活动的开展。金融化抑制是发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重要激励相容条件,“外部制度-内部激励约束”的双重作用能够对企业研发投入展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

碳普惠体系中政府双向税收优惠策略研究

基于碳普惠体系建设视角,构建政府、居民和平台三方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剖析政府实施双向税收优惠政策、居民参与碳减排项目和平台积极运营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居民参与碳减排项目是政府实施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和平台积极运营的前提,同时受到初始碳币奖励、绿色价值感知收益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额度的促进作用;平台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度、积极运营经济收益与声誉收益越高,积极运营成本越低,其越有可能积极运营;政府实施个人和企业双向税收优惠策略能够激励居民自愿参与、平台积极运营,但是受到社会声誉收益的促进作用与政策实施成本的抑制作用。由此,建议政府建立居民碳减排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动态调整机制、实施平台积极运营的企业所得税分类分级减免政策。

企业研发组合式税收优惠的政策一致性反思——以西部某国家级新区为例

为激励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我国实施了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政策。科技创新型企业在特定区域内集聚并享受多项与研发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常态。从企业视角来看,激励效果取决于组合式税收优惠政策的叠加效应。以西部某国家级新区为例,该区域内企业研发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依据激励方式内在逻辑的差异分为所得减少型与税率降低型两类。基于现有理论及文献观点的定性分析以及基于数理模型推导的定量分析,发现政策组合视角下二者的一致性偏弱。未来的企业研发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与实践,应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税收优惠的相对优势,并注重彼此间有效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