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可比性、税负动态调整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税负动态调整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会计信息可比性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税负动态调整速度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会计信息可比性不仅能促进企业价值提升,还能显著增强税负动态调整速度与企业价值间的正相关程度。进一步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组和非国有组,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对税负动态调整速度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可为提升非金融上市企业价值、推动税负动态调整、规范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等提供有益借鉴。

优化与创新——会展企业“营改增”财务核算及税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作为关键一环,自全面推行以来,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展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计核算体系与税负结构同样经历了显著变化。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营改增”政策对会展业会计核算及税负的具体影响。

基于财务报表的企业所得税税负变化分析——以A集团为例

企业所得税由于是直接税,相较于流转税而言不能进行税负转嫁,所以给企业带来的压力相对较大。分析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企业精准了解影响所得税的具体内容及事项,并可以进行针对性地调整,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本文采用归纳总结、判断推理、因素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探究 A 集团所得税税负影响因素,并为企业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提供参考。

论税负痛感指数的构建及其运用

本文在分析《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缺陷的基础上,根据公民感受"税痛"的心理机制,构建一个更加客观合理的税负痛感指数,并以统一口径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税负痛感指数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比较来看,中国的税负痛感指数近年来具有下降的趋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税负痛感指数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则相对偏高,中国的税负痛感指数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大数据税收征管、盈余质量与企业税负粘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对大数据税收征管进行刻画,实证检验盈余质量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负粘性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盈余质量的提升能显著抑制企业税负粘性;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税负粘性;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增强盈余质量与企业税负粘性间的负相关程度。研究可为上市企业税负粘性治理、推动税制改革、改善企业盈余质量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企业税负实证分析与激励政策设计——以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2015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开启。2021年9月6日,《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获批,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完成。本文主要选取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上市公司2016-2021年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软件,提出8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税负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力度、产权性质、技术人员占比和行业特征8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与假设相符。

企业税负结构、税收成本粘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从税源的纳税人结构来看,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源于企业,宏观层面的税制结构在微观领域主要投射为企业税负结构,税制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宏观影响会通过企业税负结构对微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或抑制来实现。因此,基于上市公司微观主体实证检验企业税负结构变化对微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验证税制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宏观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行以间接税为主的企业税负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增值税负与企业所得税负比值越大,对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税负结构是通过增加税收成本粘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在当前税收立法水平与税制安排下,税收征管在企业税负结构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宏观税负、政府竞争与数字经济

探究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其效应,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文章依据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主成分处理,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较高的宏观税负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过度的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交互项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竞争对宏观税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②宏观税负和政府竞争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二者的影响在广义上的“经济大省”与“非经济大省”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③系列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水平、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共支出规模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与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基于税盾效应的解释

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加剧了其融资约束及投资挤出,导致其经营状况恶化风险加大,税前可列支金额减少,税盾的节税效应削弱,税负粘性和税负痛感增强,进而产生更大的绿色化转型压力。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企业的税负粘性显著存在,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加剧了重污染企业的税负粘性,该结论在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排除相关政策干扰、样本优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削弱债务税盾效应的路径来加剧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而非债务税盾未能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相对来讲,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成长期重污染企业、税收征管强度较大地区重污染企业税负粘性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的税负痛感;利用好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效应,促使重污染企业将转型压力转化为转型行动;加大对民营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并避免因过度税收竞争导致企业税负过重。

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差异的原因分析

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为什么会有差异?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因而税收负担界限的研究还有必要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才能为决策者提供正确的依据。我们认为,宏观税负轻(包括抽样调查几百户企业新测算出来的税负轻)不等于企业(微观)税负轻。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税负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国际镜鉴

采用“小口径”“中口径”“大口径”“支出口径”“欧盟口径”等5种指标比较发现,中国省际税负差异程度大幅超过欧盟成员国之间税负差异程度,并且在近年来出现上升之势,成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难点和关键问题。表层原因在于,税收法定的优惠政策层见叠出,地方自由裁量的优惠政策屡禁不止。深层原因在于,国际税收竞争扰动了国内税负格局,国内的分税种、分步骤税收优惠清理方案尚未形成。中国在税收领域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借鉴欧盟税收一体化改革“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建立体系、依法治税”“形成机制、加强协调”“严明纪律、促进公平”等经验,坚持渐进式、差别化、法治化、系统性等原则,在治理地区税负差异的历史进程中行稳致远。

革命伏笔:晚清铁路筹资中商民的税负分担

晚清时期铁路筹资是决定铁路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清政府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之下,通过多种途径筹资,其中通过征收铁路捐税来增加财政收入,是为铁路建设增加融资的一种重要渠道。对于商民而言,“税外加税”成为常态,同时这也给商民增加了沉重的税负。在巨大的税负分配之下,在清政府实施干路国有政策之中,商民抗粮抗捐,官逼民反,引发了官民之间的革命性冲突,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税内税外:清代前期的地丁原额与实际税负

清代前期的地丁(田赋)“原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既涉及作为定税基础的亩制、折亩、税率,也直接与清初沿袭的“万历则例”关联。清初沿袭的田赋征收标准是万历四十八年的定例,但在田赋征收货币化的进程中,清初所定的本色折银额过高,事实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是清初田赋税额高出明代万历年间税额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在地丁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银两与铜钱的折算,影响着纳税者和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丁银摊入地亩,从总体上实现了“地丁”的合一,丁银征收标准以及丁银的摊入地亩或未摊入地亩,同样错综复杂。在地丁“原额”之外,预征、加征与差徭银的摊征,也反映出纳税、承差者的实际负担较为沉重。

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研究——基于白酒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当前阶段,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助推企业降低税收成本,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白酒制造业2007年至2022年的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白酒制造业的企业税负状况和行业税负状况。研究发现:白酒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企业总体税负较高;减税降费背景下,白酒制造业行业总体税负和行业所得税税负未见明显变化,行业消费税税负呈上升趋势,行业增值税税负呈下降趋势;与其他酒类制造业相比,无论是总体税负,还是单个主体税种的税负,白酒制造业的行业税负均较高。研究结果对如何利用税收杠杆以推进白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管理层能力、所得税税负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4—2022年间创业板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所得税税负粘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并将能力这一管理层特质中相对稳定要素引入至两者关系研究框架中,分析管理层能力对所得税税负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所得税税负粘性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管理层能力的提升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管理层能力显著弱化所得税税负粘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因此,企业要重视对所得税税负粘性治理,降低其对创新投入的挤占效应,同时还应提升管理层能力以弱化所得税税负粘性负面影响;政府部门也应进一步推动税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创业板上市企业积极采取创新战略。

公平税负与税收调节

公平税负是重要的税制原则,许多税种和具体的税收政策都是根据公平原则来设计和制订的。因此,研究公平税负与税收调节对于丰富我国税收理论。

“营改增”是否降低了所得税税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1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PSM和DID方法分别考察了北京、上海等8省市及全国性"营改增"对公司所得税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试点公司相比,"营改增"使得试点公司的所得税税负在上海、8省市试点地区均略有上升,而在全国性试点地区略有下降;与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相比,"营改增"使得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试点公司所得税税负在上海略有上升,而在其他试点省市中略有下降;整体而言,"营改增"对试点公司所得税税负无显著影响。对区分产权性质、是否处于优惠区和关系型交易影响的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对试点公司所得税税负仍无显著影响;但考虑金字塔层级后,"营改增"使得试点国有企业和地方国企的所得税税负显著降低。"营改增"对试点公司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基本符合政策预期。

中国宏观税负、非税负担与经济增长

中国最优宏观税负问题一直是财税学界研究的重点。中国财税体制的特殊性给最优宏观税负的研究增加了许多困难,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本文将宏观税负的最优目标设定为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并按照国际口径对税收收入进行调整,将预算外收入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利用数据包络(DEA)方法求得制度外收入等不可观测变量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测算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并分析非税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幻觉视角下的中国税负痛感指数测算

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历年《福布斯》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大陆排名均十分靠前,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高低也有不少争论。但在以往对宏观税负的研究中,纳税人的主观税负痛感往往被忽视。本文基于财政幻觉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各类收入施加权重来调整并重新测算税负痛感指数,借此来考察中国纳税人的主观税负痛感,并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来衡量中国实际税负痛感水平高低。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税负痛感在全球58个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并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