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防御权能与立法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其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首先是针对国家立法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角度,可对国家立法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定位和分析,并可准确认知我国宪法在确认基本权利针对立法权力的防御权能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普遍性与中国语境

我国的主流学说将宪法的"立法解释"片面理解为立法机关在从事宪法监督过程中对宪法的解释。实际上,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另一个面向,是其在实施普遍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固有职权活动时附带地解释宪法,此类职权活动满足宪法解释的全部形式性要素。即便在采取司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立法机关也通过行使立法权、人事权、财政权等固有职权解释宪法,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亦然。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同时在行使立法机关固有职权过程中以及在行使宪法监督权过程中解释宪法,但宪法监督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易被其行使立法机关固有职权时的解释所遮蔽。

论俄罗斯宪法法院与立法机关的关系

法律是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基于此,研究违宪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便是违宪审查制度研究领域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问题。在俄罗斯,宪法法院是违宪审查机关,它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可以从应然与实然两个维度去展现。二者的应然关系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宪法法院势必会对立法机关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控制;其二,宪法法院对立法机关的控制不是没有界限的。实践中,俄罗斯宪法法院使用"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等体现对立法机关的尊重,然而指责它不够尊重立法者的微词也不断。虽然俄罗斯宪法法院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作出的违宪判决过多,存有压缩立法空间的嫌疑,但是近年来已经有所改善,表明它正在不断努力地践行着自制原则,以期尊重立法者。

近代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原因探讨

近代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历史条件、立法机关委员会产生的过程表明 ,立法机关委员会的产生 ,是立法机关行使权力的要求 ,是立法专业化的要求和劳动分工的必然结果 ,是立法机关对行政监督的要求。

立法机关审查修正预算案的界限问题

立法机关审查修正预算案 ,是预算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理论和实务都很薄弱的环节。比较分析立法机关审查修正预算案的原则与制度 ,探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修正预算案的实体界限与程序界限 ,对于加强我国各级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工作 ,推进政府的依法理财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都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指示作用。

论立法机关中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作用限制

利益集团通过选举代表的方式进入立法机关。基于集体行动的理论,那些具有共同利益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能够拥有较普通民众选举的代表更强的行动力和指向性,进而导致立法机关中议员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而罔顾民意的情况日益严重。这种立法的卡特尔化会带来公共福利减损、立法政策偏袒等后果,还往往会造成制度的僵化。控制利益集团必须加强立法程序的建设,加强对于提案及法规违宪违法审查的监督工作,以维护立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

简论民国刑事特别法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

民国刑事特别法地位特殊,其立法机关包括分处北洋政府、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时期的大总统教令、参政院、中央政治会议、立法院、军事委员会等;其司法机关可分为普通和特别两类,包括大理院、各级审判厅、最高法院、各级地方法院和特别刑事审判所、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中央和地方特种刑庭以及各种军事法庭等。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四种。

中国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法治化方向——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去行政化”

按照宪政基本原理,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性质分别决定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应当是注重行政级别的国家机关;然而,现行宪法颁布三十周年来,我国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治化"却踏上了两条自相矛盾、相互冲突轨道:一条轨道是符合宪政原理的非行政化方向;另一条轨道是违背宪政原理的行政化方向。为了落实立法机关的立法职能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职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去行政化"应当成为我国国家机关改革的内容之一。

建国前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的发展与演变

1921至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建国前,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可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4个时期,其立法机关的设置还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表现得很不成熟。然而,新中国建立前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它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它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新中国立法体制的建立、健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立法机关变迁的法文化特质

中国立法机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无常设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和群臣参与、立法权专属于特定机关三个时期。在法律本身是经义或礼仪的附庸那些年代,立法权并不专属,而是控权集团贯彻时势政策的附从机构;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决定了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分立于其他行为规范。清末以降西方民权思想的引入,开始让中国人认识到人民主权理念支配下的立法权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归属;举凡民政、财税、军政等整个社会生活都应由立法来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是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实施的;立法权开始专属于议会机关或类似代表机关。

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巡警式监督与火警式监督

在现代民主社会，立法机关把大量的政策制定权授予行政机关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对于授权的结果，学者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亨廷顿、尼斯坎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信息和专门技术，而立法机关的成员往往不具有这种信息和专门技术，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偏好不一致，那么行政机关的政策方案就可能偏离授权的目标，

美英日立法机关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动向分析

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全球产业链不稳定以及新冠疫情影响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各国政府均面临财政运行安全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英国、日本立法机关均视财政可持续发展为重心,不断加强对行政机关的预算审查监督。美国国会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动向主要是立法重申国会财政权、推动预算过程公开透明、发挥政府问责局监督作用、控制财政赤字;英国议会的动向主要为设置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经济财政运行、发挥公共账目委员会与国家审计署协同监督作用、审查监督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支出情况;日本国会则重在加强公共年金与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推动预算公开。美英日立法机关加强预算审查监督旨在确保财政可持续发展,主要路径是强化预算公开和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但内容上也存在差异,美国侧重于控制财政赤字,英国关注政府防疫支出的效率,日本聚焦公共年金与政府债务。

论当代西方立法机关的“橡皮图章化”趋势

立法机关的“橡皮图章化”是当代政治体制演变的重要趋势之一。该文分析了该趋势的诸表现 ,考察了其出现的若干原因 ,以及该趋势的相对性。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的发展与演变

1921年-1949年2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从无到有、由弱变强，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历程。本文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方面，简要探讨了28年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的发展与演变。

台湾地区立法机关运作之研究——以常设委员会之组织结构、职权与功能分析为例

攸关台湾地区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皆需经“立法院”通过,而其中的常设委员会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本文尝试从立法学和政治学的综合视角出发,从学理和实务上分析台湾地区“立法院”常设委员会之运作概况及其缺失,并试图提出若干改进意见。

立法进程中立法机关与媒体的沟通互动研究——以上海市立法机关为例

通常来说,媒体仅是单向的作为立法机关的传播工具,向公众传播立法信息。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二者关系已悄然发生改变,但在实际操作中,立法机关却处于矛盾的立法工作心态,对媒体的态度在"敢与不敢"放手中徘徊不定。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上海市立法机关为例,梳理立法机关与媒体之间已形成的沟通互动机制,分析二者在沟通互动中的定位,并提出二者在沟通互动中仍有一些"壁垒"要冲破;最后为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而为二者的沟通互动提出了进一步的开放要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现,是为了实现良法之治,社会的和谐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