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之再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控制”与“赋权节奏控制”在实践中并未发生作用,意味着这一条款存在效力与实效性相脱节的问题。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从我国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基本逻辑——“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原则在地方立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对这一条款效力与实效性的矛盾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只有对这一条款作客观目的解释,探求其在“今日法秩序中的规范意义”,才能获得适切的、符合我国立法体制整体发展趋势的解释方案。这一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规定不应被视为“立法事项范围控制”,而是提示地方立法重点领域的“例示”规定。这一解释方案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在立法制度、立法实践层面,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还为解决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考方案。

论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的规则

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可以规避自治过度对公共性的破坏,但行政立法权可作用的民事活动范围在规范层面并不十分清晰,加之《民法典》第153条在司法适用中有被误用的趋势,实践中行政立法权对民事活动的介入呈现过度之势。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必须秉持尊重自治原则,在立法层面,需诉诸法律保留范围的改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的重新解读;在司法层面,应借助“例外有效”条款的解释来降低行政立法权过度介入民事活动的风险,提高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的效能。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关系视野下的民营经济立法研究

高质量立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保障。民营经济立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为其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以民营经济立法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中央和地方相关法律制度,从民营经济概念的嬗变、立法内容、立法困境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通过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合理分配,进一步提出中央层面应围绕平等保护、公正对待、促进发展等价值目标,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型”立法;同时加快地方立法,作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效补充。从中央到地方,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使得民营企业受到公正对待、得到平等保护,在良好稳定的法治预期环境下,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实现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地方立法权“再扩容”对基层治理的双重影响及实践优化

2023年我国修订实施的《立法法》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权的法定事项范围,在本质上是针对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正向“再扩容”。基于此种“再扩容”的现实背景,有必要探讨其对基层治理本身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积极意义体现为基层治理的非正式经验能够转化成正式制度,并且为之提供充足的法治保障,提升现阶段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水平。另一方面,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立法者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事项之中,可能使得原本强调便捷灵活的基层治理实践陷入被动僵化的现实困境。据此,在地方立法权“再扩容”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优化,应当强调法治原则的正向辐射作用,促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交互,以及积极扩大公众参与,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

河北省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研究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回应时代需求,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制 度安排。地方立法权利主体的扩容,为市域治理的法治化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以立法引导地方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在 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立法的引领与促进作用,本文以河北省为切入点,结合全省8个设区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当地实际 情况,对设区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其他设区市提供参考,促进 地方立法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让地方立法在地方治理和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做到将立法工作与经济发 展、深化综合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

试验性变通立法权的渊源、问题与完善

2000年《立法法》正式确认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形式,2023年《立法法》修改,将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纳为全新类型。这三者皆是特定时代背景下赋予不同区域的试验性变通立法权。目前,此类立法权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授权规范不明确,存在着保留事项、立法限度等理论之争,实践中立法权滥用现象明显;另一方面,相应的监督制度不尽完善。当下,需要进一步明确试验性变通立法的授权规范,并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机制。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厦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带头支持保证人大依法履职,在加强法治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探索实践,对做好地方人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兴办经济特区,授予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的法律体系融贯

融贯是法律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实践中的命题体系既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大的高度融贯状态存在,也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小的低度融贯状态存在。对融贯的不断追求,是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方式。《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后,地方立法权扩容,地方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地方立法权扩大有助于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也会导致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法律规范抵触,产生立法割据、立法碎片化的风险,削弱法律体系的整体融贯程度。法律体系的融贯,既有赖于科学的立法活动,也有赖于高质量的司法裁判活动。在立法层面构建融贯的法律体系,应在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的基础上重视备案审查工作,建设良好的地方立法质量提升机制。单纯依赖立法者并不足以完成法律体系融贯重构的重任,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还依赖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理性裁判。法官积极援引并建构性地解释地方法律规范,有助于法律体系融贯程度的提高。

如何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大湾区立法空间与边界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以及法院的适用法律实践对特区法规的审查体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为大湾区经济特区用足特区立法权创造了很大的法律空间,但在依法改革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只有尽量严守法律边界、依法规范行使特区立法权,大湾区经济特区的法治创新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论行政立法权来源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权有授权立法权和职权立法权两种类型。在关于授权立法权的理论中,对分权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但禁止授权立法原理和立法权代理说可以适当地借鉴,立法权转移说则不能正确说明授权立法权的来源。授权立法权来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授权立法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以不侵犯公民的权利为原则。我国存在职权立法,并且职权立法不是授权立法。行政职权立法权违背民主和宪政原则,与我国的政体相矛盾,造成行政立法的混乱,应当取消。

“行政立法权”的概念释义

对"行政立法权"给出相对准确、科学的定义是研究行政立法的前提。梳理行政立法权产生的背景,厘清行政立法权的内涵和"隶从性"特点,适当区分行政立法权设定的不同方式,以此为前提,才能相对准确地判断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行政立法体制,进而科学地配置立法权,提高立法质量,防止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法律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试论行政机关立法权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借鉴参考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学者的有关观点，并结合我国的有关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在《立法法》之试拟稿和建议稿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从行政法学和立法学的角度，对行政机关享有和行使立法权的范围、必然性、性质。

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

分税制改革为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勾画了基本格局。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央地税收立法权的分配格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在何种程度上拥有税收立法权以及地方税收立法权由谁行使始终备受关注。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依据包括两个方面:央地立法权的分配是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法理基础,而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则是央地税收立法权按分配的经济学依据。由于学界对税收立法权的认识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央地税收立法权分配的理论分歧就聚焦于地方是否应当拥有税收立法权。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来看,在坚持中央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的同时,地方可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在内容上,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包括在法定幅度内调整税率、在法定范围内减税免税等权利。在行使主体上,地方税收立法权应由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省一级政府只能在授权的范围内提出税收立法建议。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中“基层治理”的范畴

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功能。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立法法》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权问题研究

《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拥有一定权限地方立法权,2023年3月,时隔八年之后,《立法法》第二次的修改,在原有的立法权限范围之内,扩大了设区的市在“基层治理”层面的立法权限,在区域协同立法、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极大的满足了地方创新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为地方立法权开创了新的纪元。本文将结合《立法法》赋予地方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探究在新形势下,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与边界问题,因地制宜的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地方性法规,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马克思的澄明及超越——从黑格尔对立法权的悖论性阐释谈起

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向来容易引发思想界的交锋论争。其中,黑格尔“既把立法权规定为普遍性最高权力又把王权视作君主立宪制顶峰”的悖论性认知,则把这一纷争推向高潮。黑格尔刻意用理性精神和绝对意志来扭曲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的做法,实属典型的唯心主义,遮蔽了正确国家观。基于资本主义权力的运行图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唯物史观镜鉴和澄明。无论立法权还是所有权,权力的深处都是物化的利益关系。立法权作为所有制权力的上位延伸,无不蕴含着对所有权的证成,而资本主义法权只是对私有制的复刻。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妨在形塑资本逻辑中重构所有权的生成和确认机制,确保所有权起点正义,把物质利益所有权由少数人垄断占有转换为绝大多数人自由占有的新形态,进而为立法权回归劳动本位和人民本质创造条件。

江浙地区较大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在回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法治需求,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议题。以苏州、宁波、无锡、徐州等江浙地区较大的市为分析样本,发现市域地方立法权行使中存在简单重复上位法、执行力不强、立法不全面、公众参与度不高等现实困境,而缺乏明确的上位法指引、地方立法工作队伍相对薄弱以及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地方立法权有效行使的主要原因。为此,提升地方立法的可实施性、加强地方立法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是提升地方立法实效,不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以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如何落实和完善地方立法权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立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要求地方立法既可以根据城市的特点制定规范，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避免重复立法，维护法制统一。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优化的面向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主要通过《宪法》《立法法》予以体现和完成,涵盖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权限、权能、程序、授权和监督等内容,直接影响着立法体制机制的健全和立法质量的提高。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至少仍然面临着失衡、失调、失信和失控四重困境。走出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四重困境,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确权、分权、授权和控权四个具体优化面向,做到科学确权、合理分权、规范授权和有效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