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与章学诚——兼论张氏对内藤湖南的学术影响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学界接受和传播章学诚思想的关键助推者。张氏依靠对章学诚著作的阅读和吸收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化用章学诚史学思想而著《史微》,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并受到日本章学诚研究的先导者内藤湖南的高度推崇。在《章氏遗书》的刊刻过程中,张氏积极助力,并将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视为矫正学风和时弊的良方。对张尔田在章学诚研究中的学术谱系及中外交互渗透面向的探查,能够在学术史中更好地还原民国初年章学诚研究热的端绪。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西学影响下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近代阐释

在近代中国政治大动荡、学术大分化的时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成为各派学者关注的焦点。国粹学派以西方平等观念为标准,将“六经皆史”阐释为经史平等,以动摇经学作为“君学”的统治地位;守成派则将“六经皆史”阐释为“经由史出”和“众史皆经”,以维护经学的传统地位;新考据学者则从科学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阐释为“六经皆史料”和“六经皆史材”;新理论学者在学术分科体制下应用“理论与实践关系”学说,反驳章学诚“六经皆史”道器合一、摒弃“空言”的理念,完成了对章氏学说从“迁就”到“超越”的阐释过程。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各学派对“六经皆史”的阐释,实际是借章说以表达各自不同的学术诉求和政治理想。无论立场如何不同,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作为自己学术理想的阐释载体,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中那些优秀的学术观念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魅力。

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程千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之发挥及其典范意义

程千帆自称平生服膺章实斋之说,不仅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校雠通义》,创作出具有新境界的《校雠广义》,将校雠目录学发展到新境界,而且在以选本形式而成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论十笺》中选入《文史通义》五篇文章。就论述的深度和重视度而言,程千帆无疑是阐发章学诚文论思想的第一功臣。程千帆对章学诚所谓“专家独断”之学不仅有深入理解,而且继承和发扬了章学诚的这种为学精神与学术方法,并将其成功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此为起点,程千帆综合中西文论,将考据与批评结合,建立了一种文献学与文艺学完美融合的两点论文学研究方法。古典文学大家程千帆的学术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充分表明章学诚学术对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学术有深刻影响,在继承、发扬并创新前人学术精神方面,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

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天授者何?章学诚的神秘体验与性情论阐发

章学诚的个人回忆中有一段神秘的“天授”经历,在这一神秘体验的背后隐藏的是章学诚对性情论的重视。透过这一富有神秘色彩的“天授”经历,性情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天授于人的高度。性情是每个学者内在的直观性的体现,应自由发挥而非被世俗世风所裹挟。在极度重视客观实证主义的乾嘉考据学时代,如何达到学、性、情三者的和谐统一,不为纯智识主义压制而丧失个人主体性的发挥,避免学者沦为纯粹考据的机器,成为章学诚反思的重点。性情论对于今日反思绝对的客观实证主义,重拾史学的人文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章学诚文章写作教育观论略

章学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写作教育经验。他以史学家的宽广视野考察作文教学,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主要有:文史并重、迎机善导的初学入门观;倡论文德、积养学问的主体建构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的文章美学观;注重整体、先后有序的文体训练观。虽说章学诚主要是针对八股文写作教学而言,但放在今天看,其贯通文史、博综诸学的写作教育主张仍具有深刻的普遍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

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中的认知基础

章学诚是清代乾嘉时期卓有特色的学者,但其思想和立场相当复杂,为防止论述结论的偏颇,必须具有大体确切的认知基础。这需要在整体掌握研究对象的资料、稔知学界已有成果的前提下,首先对其学术渊源形成明晰、妥当的认知。其次,要了解章学诚的哲学观念和学术宗旨,认清其思想是在程朱理学的体系之内。章氏所言之“史意”,就是指著史意图或学术宗旨。最后,应当准确认识章氏的“校雠学”和方志学等学术见解,并且与其史学创见结合起来考察。对章学诚学术的研究,虽然仅是历史学中一个具体的专题,但对其百年成果的回顾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思想逻辑

“六经皆史”概念的提出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人们往往把“六经皆史”视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核心,但在对其学术著作进行梳理的时候,发现通过“六经皆史”无法有效把握其学术思想的全部。这不是说“六经皆史”在章学诚的学术体系中不重要,而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章学诚学术的内在理路,找到其思想发展的逻辑才能真正把握章学诚思想的全貌,明确“六经皆史”在其学术体系中的位置。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内容丰富,从经世致用的史学批评目的论,到注重史义,到区分文史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学批评体系。他还提出史学编纂的基本要义和原则,强调史学家修养和正确开展史学批评的方法,在300年前,能有这样的关于史学批评的完善意见,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成就和高峰。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文章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文章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 90 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章学诚对史家修养的理论贡献

引言所谓历史研究,就其实质来说,它是研究者的一种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活动必然受到史家认识能力的制约。作为历史研究者之认识活动的一种认识成果的史学,它是记述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其记述和研究的科学程度如何,有赖于史家的认识能力,亦即史家的自身修养。中国史学史上。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章学诚与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比较研究

章学诚是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 ,其目录学核心思想是“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余嘉锡继承和发展了章学诚这一目录学思想 ,文章从目录学思想、类例理论。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新论

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含义,前辈学者已有种种的理解。通过梳理此说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明章氏晚年是从六经即政典的意义上断言"六经皆史"。这应该是他的定说。而他晚年的这一论断,乃由三个逻辑层次构成:(1)古代私人不著书,则传统以为经乃圣人孔子私人所著,不合乎历史事实;古人不曾脱离日常事情空谈义理,则传统以为经乃纯以文字言理之典籍,是没有根据的误解;(2)道不离器,理不离事,而事、器是指"先王制作",故"六经皆先王之政典";(3)政典即史,故"六经皆史"。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 ,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 ,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 ,而是另辟途径 ,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 ,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 ,区分史学著述体裁 ,兼论利弊得失 ,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 ,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 ,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 ,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