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何以影响企业创新?

简政放权是否可以释放改革红利,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基于简政放权的政策内涵与中国政治话语的统计语义学方法,选取中央政府会议公告为文本研究对象,利用爬虫分析技术构建了简政放权指标,研究企业创新是否因简政放权而产生明显的促进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中央政府通过引导创新环境、精简政府办事程序和降低企业负担等三方面发力,促进企业研发资金规模扩大和研发人员数量增加,有效提升企业的专利规模和专利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有效执行简政放权政策,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将会间接带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简政放权的政策效果受企业注册地的行政层级和企业自身的行政级别影响,级别越高,简政放权对创新的促进效果越显著。下一步,应针对性推进简政放权政策,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确保政策在地方政府的落地执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从精兵简政到简政放权的转变逻辑与三元统合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有经济驱动关键要素,也有国际环境与外部生存危机以及党的领导的内在核心要素,使这一政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和机构改革领域长期坚持的政策和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1世纪初的精兵简政改革,也有经济困难和财政负担沉重的重要动因。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中全面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从精兵简政到简政放权的转换发展有其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且简政放权居首位。结合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要求,针对财政和经济形势,战略统筹组织结构优化、人员改革、治理流程方式创新和权力关系变革,实现“精兵简政放权”的三元整合与有机统一,推动前瞻性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重要保障。

政府简政放权后地方高校 承接权力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简政放权有利于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查研究表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85所地方高校,在政府简政放权后,采取有效举措承接权力予以落实,成效明显,并存在差异:承接的每项权力在不同层次与类型的高校之间存在差别,本科好于专科;重点本科的实施效果好于一般本科,但落实情况则相反;行政权力的落实情况与实施效果均好于学术权力。目前政府简政放权存在着放权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服务不到位、推进不均衡、信息不共享等问题,高校准备不充分、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彻底。对此,需要政府加大放权,简化程序;针对差异,分层推进;增加投入,优化管理;搭建平台,共享资源;加强监管,提供服务。高校要更新治理观念,完善配套制度,提供监管服务,提升治理能力。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甘肃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甘政办发〔2023〕29号)

2023年3月23日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2023年甘肃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简政放权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发〔2023〕5号)

2023年9月30日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为持续深化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助力我省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届三次、四次全会精神,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等重大战略.

从“简政放权”到“强镇扩权”——对改革开放后两次乡镇改革的比较分析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担负着推动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过多次乡镇体制改革,其中上世纪80年代的"简政放权"与近年的"强镇扩权"都是涉及县乡关系调整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有同有异,相同点在于都是通过县权下放来对县乡关系进行重构;差异性则表现在放权背景、方式及归宿等诸多方面。通过对两次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原动力,乡镇体制必须与其相适应;重构县乡关系,推进纵向结构扁平化是未来乡镇改革的出路;要想减少放权改革的"钟摆效应",必须不断提高放权的制度化水平。

从“多管”走向“严管”——简政放权背景下环境监管政策建议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赋予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必须加强环境监管,从环境监管的法治基础、组织体系、监管能力、公众参与、问责机制等方面,解决我国环境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政府干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动力——兼论“简政放权”如何动态释放改革红利

本文采用中国地市级数据,通过合理评价不同市场化阶段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差异化效应及其变动趋势,对"简政放权"如何释放改革红利给出解释说明。研究结论认为:总体而言,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不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先促进后阻碍的倒"V"型影响,市场摩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逐渐消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政府支出的拥挤性凸显,"简政放权"可以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进一步地,将政府与市场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比分析可得,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逐步破除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障碍,对于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放权”到“收权”:“简政放权”的怪圈——“莱芜经验”的反思

为了克服条块分割的矛盾,莱芜作为全国第一个县级市进行了简政放权的试点。改革之初,乡镇获得了比较充分的权力,乡镇基层政权的活力逐渐迸发出来。然而,这次改革也未能跳出放权-收权的改革怪圈,部分站所被收回,“莱芜经验”夭折了。我们认为,夭折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进行上下联动的配套改革,相关站所没有走向社会化,改革没有纳入法治轨道,这些都值得今天的乡镇体制改革借鉴和反思。

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通过2010-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产生了两大效应:创造性生产抑制效应和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创造性生产抑制效应阻碍了企业绩效的提升,而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则通过帮助企业获取关键资源促进绩效的提升。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产生的关系型资源偏袒对于绩效的正效应大于创造性生产抑制对于绩效的负效应。然而通过简政放权,不断减少政府干预,提升政府效率,削减关系型资源偏袒效应,最终导致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

简政放权政策落实的博弈困境及审计治理

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举措,该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在理清简政放权政策改革逻辑的基础上,分析了简政放权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和实施困境,探讨了审计对简政放权政策落实的治理功能与优化路径,认为国家审计应主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有效监督简政放权政策的执行落实情况,努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扎实推进。

推进简政放权改革--银川设置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变革、冲击与挑战

银川实现了行政审批体制与审批方式脱胎换骨的质变。设立行政审批服务局,以政府审批代替了过去的部门审批,"多部门审批、多环节流转、多头跑路"的状况明显改观,行政审批效率显著提高,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

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

政府推出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目的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现实情况看,向纵深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真正惠及企业,需要深入研究激发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安排,打通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

深化简政放权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深化简政放权契合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总体要求,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实施简政放权并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大大提高,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效果初显。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简政放权应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更大突破,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转轨背景下简政放权与腐败对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研发产出与制度差异视角

利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从企业研发产出和制度差异双视角实证检验了简政放权与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简政放权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简政放权能够弱化腐败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简政放权对腐败引致的负效应有着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研发产出低的企业而言,简政放权更有利于此类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根据本文结论,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简政放权落实力度,简化制约研发产出低企业技术创新的行政审批环节,将技术创新成果交由市场检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的简政放权

着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作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组织方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这要求政府进行简政放权改革。简政放权改革的背景在宏观层面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致,在微观层面则包括企业融资成本高、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动力不足、行政办事成本高、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模糊等。深化简政放权面临着权力思维、既得利益者阻碍、管理方式和手段滞后、央地和地区间财政资源差异等制约因素,需要坚持适度供给原则,从制度、政策、资源、环境供给以及管理方式和手段更新等方面推进简政放权改革,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

简政放权视角下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简政放权是全面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从简政放权视角探析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当前,我国城乡规划的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化、"部门失灵",规划管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框架下,急需对现有的规划管理体系进行变革。文章充分借鉴整体性治理等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简政放权的视角,提出政府内外纵横联动的制度创新—规划权利的释放、规划体系的变革、建构以政府为平台的多元化合作机制。

简政放权的法治维度分析——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思考

现代理论研究逐渐趋向主张建构"小而强"的法治政府,扩大公民和社会的权利,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同样需要深化改革,理顺党政、社会、市场关系。因此,简政放权,成为在行政体制机制改革上寻求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尝试。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得以落到实处。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为发挥这种简政放权模式引领法治化突破的作用,还需要以县级为试点做多方面的尝试与努力。

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元治理”研究——以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简政放权作为我国政府下一步改革的目标。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一放了之"。政府仍应牢牢把控其核心价值,"元治理者"是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最适宜的角色。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一招。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打破了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的地位,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仍应扮演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中的"元治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多元合作供给的激活者、协调者和责任者。元治理对政府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从完善人事制度、优化组织结构、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责任分担机制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提升元治理能力。

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改革

我国历次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经验充分表明,法治化道路是行政审批改革的必由之路,故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必须立足于《行政许可法》及国务院的相关文件的框架下,认真对待并彻底治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应当严格遵循行政法治原则,进行精细化的改革,即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问题上,贯彻与落实行政审批权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铲除非行政许可审批,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监督新增行政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