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简牍文书研究

敦煌悬泉置遗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掘的，其中F13是悬泉置遗址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共出土简128枚，有明确纪年的11枚，最早为建武27年即公元51年，最晚为永初元年即公元108年。其中3枚简与东汉早期历史密切相关，笔者对其作了一点初步分析和研究。

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性质及反映的东汉早期历史

本文对新近公布的敦煌悬泉置遗址F13出土部分简牍文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简牍中出现的"小浮屠"当为汉代里的名称。对简牍文书中的人物、官职及东汉官方史学的编纂等也进行了研究探讨。

简牍文书编纂沿革考

简牍文书的编纂是伴随着20世纪初简牍文书的发现开始的,并伴随着每一次的出土都为编纂工作带来了新的编纂客体,都会有相应的简牍文书汇编。我们详细梳理了简牍文书的编纂沿革,根据简牍文书编纂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将简牍文书的编纂工作分为初始期和发展期,总结其各个时期所表现出的特点,以便对今后的简牍文书编纂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试论我国古代的市场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文章以考古发掘的古代简牍和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综合考察我国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文章认为,在重农抑商的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市场的建设、规范和管理,不仅制定出完备而严密的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而且不遗余力地加以实施,实现了立法与执法的衔接,这些市场管理制度历代相传,不断演变发展和成熟,形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独特而鲜明的市场管理特色。

试论我国古代的物价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本文以考古发掘的秦、汉和唐代的简牍与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文认为,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演进,以西周为起点,经秦汉的发展,至唐代制度化;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垂范于其后历代王朝。

简牍文书中的汉唐户政管理制度

户口的清查是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基础,户政制度因此成为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中极受重视的一项。简牍文书中记载有不少汉唐中央政府关于户口的清理、调查的原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分析,可以了解汉唐户政制度的真实面貌。

论简牍文书的整体设计

简牍文书的整体设计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幅面规格,装订样式,版式,表面整饰。简牍文书的幅面规格由长度和宽度决定,官用简牍的长度存在定制,宽度没有具体规定,以实用性为标准。在具体的装订方式上,简和牍有所区别:简册的装订基本采用帘式编缀,牍的装订主要是打孔及捆绑装订。简牍文书的缮写行款为直书左行,其基本格式有:连写非提行式,留白提行式,分栏式。笔墨之迹中的篇题、计字尾题、叶数、标号等对后世书籍制度有很大影响。表面整饰工作贯穿于简牍文书整个制作过程,刮削、脱汁、等齐、涂胶油等既增强了简牍的实用性,又增强了其美观性。

東漢“光和四年石表”新校釋——以簡牘官文書爲基礎

東漢“光和四年石表”因原石殘損嚴重,長期未得到充分的釋讀和研究。參照漢代簡牘官文書辭例,可新釋出“左”“主”“請”“换”“謹”“誠惶誠恐”“被”等字。相關語詞的訓釋和文句斷讀,有助於漢代文書行政方式的探討。

简牍文书制度研究

本文从简牍的出土情况和文献的记载来研究简牍文书的相关制度,包括简牍文书的修治、编联和书写的制作制度,封发、传递的运行制度,收发文、立卷收藏的保管制度。

蒲封:秦汉时期简牍文书的一种封缄方式

关于简牍文书的封缄方式,王国维先生在《简牍检署考》中曾有考证,“至书牍之封缄法,则于牍上复加一板,以绳缚之。……其所用以封之板,谓之检”;“检之与牍同大小者,亦谓之梜,又谓之检柙”;“汉时书牍,其于牍上施检者,则牍检如一,所谓检柙是也。然大抵以囊盛书,而后施检”[1]。后世学者,对此两种方式鲜有异议[2]。然而,查考秦汉简牍所见,可以发现在前述两种方式之外,至少还有“蒲封”的封缄方式。以下试简述之。

简牍文书学研究型课程创设问题探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书写载体和历史资料,简牍在中国的出土和研究历史悠久。目前,简牍学方兴未艾,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数量众多的出土简牍既有文献典籍也有简牍文书。其中,简牍文书约占简牍总数的80%左右。1简牍文书数量多,种类丰富,对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目前,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文献学、文字学等角度,对简牍文书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成果丰硕。不过,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尚未开设专门的简牍文书学课程。

秦汉简牍官文书收藏管理制度研究

秦汉时期简牍官文书是封建国家体制下各种政令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为保障各级政令传递的畅通,秦汉时期确立并完善了相应的简牍官文书的收藏和管理制度,设置了专门的简牍官文书收藏机构和管理人员,并专门立法确保了简牍官文书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密性。

簡牘文書視角下的薛宣致楊湛、謝游書

《漢書·薛宣傳》記載了薛宣寫給楊湛、謝游的兩封文書,因人物事件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形式。薛宣寫給楊湛的是私記,附以牒書,既體現了私恩又説明了事實。薛宣寫給謝游的是公文,以檄書形式指出謝游所犯的過失,并派遣屬吏告知處理結果。薛宣因人因事而异使用不同的簡牘文書,達到了治事理政的目的。《漢書》的作者班固熟悉簡牘文書,叙述語言簡明扼要。但兩晋以後紙張代替了簡牘,《漢書》的注解者因對簡牘用語生疏而往往有訓解不到之處。今日簡牘文獻大量涌現,以簡牘文書視角重讀秦漢史籍,往往會有新的認知。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对敦煌汉代南塞的再认识

敦煌郡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前哨与后方基地,其防御体系北塞(汉长城)为大家所熟知,而对于敦煌南塞却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受“阳关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带动,借助发掘出土的简牍文书,不仅可以从文字方面对敦煌南塞的管理方式作一定程度的推测,还可以将南塞的实际管辖地域向南推进50公里至阿尔金山北麓。伴随着南塞位置的重新认定,旧有关于阳关都尉与玉门都尉的分界需要再认识,这一点对敦煌史地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疆出土简牍所见吐蕃职官考略

吐藩占领西域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它是通过怎样的职官系统实施统治的？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文书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关情况，也为全面考察吐蕃职官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依据这些简牍，拟对吐蕾在西域的职官作一初步研究。 吐蕃进入西域是以军事行功的形式实现的，军职在职官系统中自然占有十分突出的地化，这地简犊中有明确的反映。

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

上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发现大量简牍文书之后,中国本土的简牍帛书的出土,此起彼伏,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开展,简帛实物出土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贵、形制之丰,更是震惊世界。简帛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综合、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纵观一百多年的简帛研究史,不仅涌现王国维、劳干、陈直、陈梦家、裘锡圭、森鹿三、大庭修、池田知久、何四维等多位影响深远的学者,产生出像《流沙坠简》、《汉简缀述》、《居延汉简研究》、《汉简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等大批经典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甲骨学、敦煌学等显学比肩的重要学科——简帛学。同时,显学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学人投入其中,逐渐成为简帛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文字考释、简帛整理等工作的坚实展开、各学科参与研究的深入进行,全面认真梳理近百年来简帛整理与研究的得失,从方法论角度予以概括总结,为未来简帛学研究指明方向,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从新的视角重读经典名著,从前辈研究中汲取营养、借鉴思路、提炼方法,是拓展未来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鉴于此,本刊关注这一重要课题,拟连续刊载"经典重读——简帛部分"的文章,为初学者提供学术回顾,指点治学门径;为学术界简帛研究,提炼方法,增砖添瓦。

悬泉汉简中的马、马政文书及相关问题

本文将悬泉汉简中的马与日本学者森鹿三研究的居延汉简中马的基本特征(颜色、身高)等进行了比较。通过简文可以知道,汉代不同地区传马马料的配给大体相同。悬泉置传马有专门的名称。汉代边塞对死马和病伤马的处置的律文、规定和报批程序,继承了睡虎地秦简记载的秦的律文和有关规定。

百年来简牍出土数量新统计

简牍文书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它的可靠性与其包含的丰富史料,使之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就百年来出土的简牍文书,参照相关数据进行新的统计,以求教于学界。

鹰取祐司《秦汉官文书的基础研究》介评

一 学术史位置与全书结构 20世纪初以来汉简大量出土，给秦汉史研究带来了重大变革。在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中，面对不断增加的零简遗文，学者们不仅兴奋地捃摭着被传世文献忽略的细节记录，借以填补历史“缺环”；同时也逐渐深切地意识到回归史料本身，从简牍文书的原始状态——如外形、书写格式、制作及使用流程、保存和废弃方法等——提炼信息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