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管弦乐队伴奏在地方戏曲中的运用--以浙江地方剧种为例

艺术的发展反映时代特征,都是时代的作品。任何艺术形式的变化都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国传统戏曲在跟随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戏曲的内容、表演形式、戏曲伴奏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在其中增加了更多与现代生活与审美相符合的内容。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西洋管弦乐队伴奏的加入。西洋管弦乐队伴奏的应用增强了传统戏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在西洋管弦乐队伴奏与传统地方戏曲融合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问题,比如尝试的戏种少、伴奏少。这与我国传统戏曲的伴奏特点鲜明有关。在大众审美发展的今天,传统地方戏曲也要迎合时代变化,将西洋管弦乐队伴奏加入戏曲伴奏之中,丰富地方戏曲的表现形式,让传统戏曲焕发生机。

二胡演奏技术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应用

在民族管弦乐队中,二胡是非常独特的乐器。科学的二胡演奏技术不仅能够提升民族管弦乐队的艺术表现效果,还能够以自身独特的魅力为民族管弦乐队演奏增色。因此,在民族管弦乐队中,应该把握好二胡演奏技术的特征与方法,科学全面提升整体演出效果。

在“逝去的时光”中,追忆似水流年——浅析陈其钢先生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逝去的时光》

《逝去的时光》是陈其钢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作品。音乐以中国传统古琴曲《梅花三弄》的泛音旋律为主题并贯穿全曲。作品在精神与内涵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融合了现代音乐的元素和技法,织体精致而细腻,作曲技法纯熟高超,耐人寻味。它是当代大提琴作品中的经典。

谈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指挥排练的差异

指挥艺术是具有共性的,在基本原理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的指挥职能是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也有着"音响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差异性,本文从乐器性能的不同、声部构成原理的不同、音乐风格与文化内涵的不同、演奏曲目文化积淀的不同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引入“外籍”低音弦乐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西洋管弦乐队的经验告诉我们:乐队的艺术是一种音响的艺术,乐队音乐的感染力,是通过多层次的艺术化音响手段来实现的。中国的民族乐器,基本都是旋律乐器,多为高音,有少部分中音,而且各自都有着自己特殊色彩和个性,要将这些乐器组织在一起、取得浑为一体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从组织一个民族管弦乐队来说,缺少中低音拉弦乐器。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比较之我见

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无论从演奏技巧上还是音色的表现上 ,都有着它的独到之处 ,当它演奏大型的民族管弦乐作品时 ,同西洋管弦乐队一样 ,也可充分应用本身丰富的音响效果 。

民族管弦乐队 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由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建制所引发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民族管弦乐队的由来,就它和西洋管弦乐队的关系进行了技术层面上的比较,并对实践中的常见问题提出看法。最后就民族管弦乐队这种艺术形式的走向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提出它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必要性。

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对民族管弦乐队发展现状的审视与思考

论文曾在北京“2006民族管弦乐队训练与创作高层论坛”上宣讲,通过“从吹、拉、弹、打四类乐器中精选出的乐器组建成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声部内高、中、低乐器建制是中国上下八千年来乐器及其演奏形式的实践发展到二十世纪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最佳选择;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的知识结构、艺术素养由于缺失对中国传统乐器的乐器特性、演奏法、艺术意境创造手法的了解和精通,导致目前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本应具有的特性、魅力缺失“两个方面的分析论述,对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与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民族乐队的历史,然后指出了我国在民族管弦乐队的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作者就合理地建立起我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提出了新的构想。

从历史深处走来——有关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发展的思考

新型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借鉴了西方交响乐队的经验,在传统民族乐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国乐器为主体的管弦乐队。由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乐队,并不是凝固封闭的群体,它存在着吸收、整合它种乐器加入的可能性。今天发展和建设“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并不是要刻意仿制某个时期的“宫廷乐队”,也不是要把传统的丝竹乐队简单地扩大化,更不是以西方的评价为准绳,而是要以中国独立的音乐文化体系为根本,以一脉相传的中国管弦乐队为基础,选择吸收人类音乐文化的优秀成果,建立能够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特点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民族管弦乐队。

浅析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大提琴

大提琴是一种外来乐器,具体来说是一种表现力非常丰富的西洋乐器。我国民族管辖乐队乐器发展极不平衡,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使得大提琴成为我国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一名重要成员。本文主要就大提琴在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并就大提琴如何更好地在民族管弦乐队中表现提出几点探讨建议与相关思考。

论民族管弦乐队的配器特征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在配器法上有共通之处 ,但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个性原理特征与个性写作特征 ,对这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归类 ,可以概括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配器特征 ,从而为民族管弦乐队配器创作的创新与提高提供了理论平台。

20世纪上半叶西式管弦乐团与中国音乐家关系之探究——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为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管弦乐队当属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该乐队是由西人在中国创立的最早的职业西式管弦乐队之一,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工部局乐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尤其与中国音乐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工部局乐队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且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对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多元化与创新的思考

目前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基本沿用了交响乐队编制原则,如何进一步开发民族乐队新的音响、新的音色、拓展音乐的表现力,都涉及到乐队的编制并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此为视角,探讨民族乐队编制多元化发展与创新的一些设想。

大提琴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演奏风格民族化探索

我们对大提琴与民族管弦乐队的融合及民族化的课题应予以更多的重视,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大提琴与我国的民族管弦乐有着很好的兼容性,但随着更多更加复杂,且具有表现力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的问世,我们需要对大提琴演奏的民族化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全面、准确的认知、理解和掌握。要在演奏中引导和纠正传统民族乐器固有的音色个性较强、不易融于整体和声的问题,从而使民族管弦乐队整体的和声性更强,更加符合管弦乐队的艺术审美规格。大提琴对于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作用就目前为止是无可替代,极为重要的,同时也无须怀疑,应继续加强。

理性与感性的对话——西洋管弦乐队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文化差异之比较

本文介绍西洋管弦乐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文化的差异问题,并指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否该向西洋管弦乐队学习编制和乐队化的问题,以及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今后的发展走向问题。

陈济略教授和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

陈济略教授,重庆市铜梁县板桥乡人,1905年9月10日生。1935年在南京接任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组长(抗战后该组迁至重庆广播大厦)。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任教于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四川分会民族音乐委员会理事和四川琵琶学会主席。于1990年2月24日因脑溢血病故于川音。

西洋管弦乐队配器的形成发展与中国民族乐队音响发展的不同轨迹

由于中西方审美意识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乐队及音响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也就不尽相同。西洋乐队是由和谐、平稳的音响为开始，然后发展为具有个性化音色分离的配器风格，之后到达２０世纪多元化配器风格的演变。而我国民族乐队则是由敲击乐音响为开始，而后转入以弹拨乐为主，最后进入到以管乐加弦乐占主导地位的演变过程。

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笙演奏分析

笙作为一种传统的民族管弦乐器,具有突出的音乐特色与魅力,尤其是不仅可以独奏,同样可以应用于民族管弦乐队演奏中。本文在对笙演奏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应用作用进行了分析。

论琵琶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应用研究

琵琶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乐器,它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应用于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当中。由于琵琶独有的特点,它极具表现力,在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琵琶演变及其特点进行研究,说明了其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