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之国际传播研究——以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集中讨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传播语境、原则与保障。本文认为国际社会不仅重视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意义,而且将其置于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双重框架下解读。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是突破美西方对华认知屏障。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深化制度集成创新、促进区域治理现代化,既是与国际社会开展价值沟通的有效形态,也是开展自贸港和大湾区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和主要形式。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湾区实践——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则是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抓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作为当前海洋城市建设与评价最具影响力的目标对象,需要分别在全球与湾区视角下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挑战。本研究通过解读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与内涵,剖析了典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显著特征,以及与国际一流湾区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数量和航运物流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海事技术、竞争力与吸引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竞争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着重要加快提升国际航运能力、加强海洋科技创新、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强化海洋战略规划等。

POI大数据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8类商业POI大数据,本文采用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方法尝试提出基于POI大数据的商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相对于普通单一权重,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更能合理反映8类商业POI的复杂关系;(2)基于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的8类POI数量之和可以大致反映城市商业发展水平,珠江东岸都市圈的商业水平最高,其次为广佛肇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在城市层面,广州、深圳、东莞的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3)都市圈和城市空间尺度下的商业发展水平均有明显增长,增长幅度均超过10%;(4)不管是城市层面还是县级层面,8类商业POI数量及总体商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小和构成相似,差异来源依次为组间、超变密度和组内;(5)SDE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商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人口规模、商务住宅、教育服务、交通设施、医疗服务、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商业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港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塑造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塑造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就读于大湾区内地高校的港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港籍大学生具有政治认同度较好、文化认同度较高及国民身份认同度较强的国家认同现状。这缘于港籍大学生在大湾区内地求学时,多元主体围绕其发展需求,以政策吸纳、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和生活化传播等四种机制,推进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场景变迁,进而对其塑造一种正向的国家认同。据此,应在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制度改革与规则协调,优化国民教育的课程体系及考核方式,加大大湾区建设的普惠性宣传,借以发挥大湾区在塑造广大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政策效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关键——以一流人才体系为中心

高水平人才高地不仅是高水平人才聚集区,更是破“五唯”立新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前瞻布局的人才特区,是原始创新和文理交融的策源地。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打造一流人才体系,包括一流人才的驱动、甄选、吸引、组织管理与自主培养等。为此本文对愿景驱动、一流人才的标准、甄选方法等进行探讨,分析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与一流学科对促进自主培养与留住一流人才的重要作用。鼓励原始创新见效最快的方式是盘点已经问世却尚未得到公认的原创成果,让完成人及时胜出。未来观与AI大爆发决定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前瞻布局,强调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指出借助AI for Science在科研管理创新上的潜力与功效,推动AI+科技评价和AI化改革,知识点考核,杜绝垃圾论文、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应该从对标硅谷,到跃升为绿色、人文、科技、安全的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实现我国科技的高质量、安全永续的发展,推动世界科学中心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体系

基于宏观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区域产业发展的外部要求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管控需求,构建完备有效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有鉴于此,应在遵循共识化原则、多元化原则、系统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基础上,创新构建涵括基础建设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质量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质量评价体系落地:推进区域评价标准分类融合,实现“标准统一+个性兼顾”发展;拓展评价主体覆盖范围,塑建“内部评价+外部补充”格局;嵌入数智技术辅助评价,构筑“智能评价+结果反馈”系统;甄别综合评价内容,搭建“结果导向+诉求参照”结构,以此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实现产教融合提质增效提供理论鉴照。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区域人才创新指数构建与评价——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证分析

创新人才是中华民族赢得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客观、科学地评价城市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确定人才创新指数的概念内涵基础上,科学合理的人才创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三个维度展开,对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其一,2011—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创新指数逐年提升,发展态势良好;其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人才创新发展水平异质性显著,且中心效应较为明显。基于指数评价结果,人才战略的制定应当围绕人才规模、人才流动和人才产出方面进行,以进一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寻根·反思·认同:粤港澳大湾区电影地域空间的文化表征

粤港澳大湾区电影是中国区域性电影空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特的地理和区域优势形成了大湾区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风貌,探索大湾区电影如何构建地域影像空间本体、精神文化空间共同体及湾区人文化认同皈依的问题是区域性电影空间研究的重要面向。聚焦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发布以来的大湾区电影文本,考察其景观魅力展现与地域空间建构的文化自觉。大湾区电影地域空间表达呈现出“寻根”“反思”“认同”三重独特的地域文化表征。

政策变迁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至今,粤港澳大湾区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结合港澳优势已发展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以及人口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人口迁移流动除了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制度差异的制约。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具体政策影响来看,创业就业政策、税收支持政策以及优质生活政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具直接性。由此,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和劳动力高效便捷流动,实现大湾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仍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创新,在就业、税收、优质生活、通关服务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更多切实有利于人口流动、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如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统一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标准、提升生活便利度等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省域城市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水资源研究对于促进大湾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角度,分析大湾区城市水资源自然禀赋、利用状况,分析水资源开发潜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结果表明:从水资源禀赋来看,肇庆、惠州、江门等城市地表水、地下水和水资源总量相对较高,中山、珠海、深圳和东莞相对较低;肇庆、惠州、江门人均水资源量较高,深圳最低;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广州用水量最多,珠海最低,人均用水量地区差异明显。用水结构中,大湾区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有较大提升;水资源开发潜力分析发现,深圳、东莞水资源开发潜力较低,惠州、江门和肇庆水资源开发潜力较大;从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北京等城市经验得出,要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积极采用行业先进的技术,改善用水效率,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和养成节水习惯,建设节水型社会,有条件的地方可考虑把外流域调水作为保障供水安全的手段之一。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培养一批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增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和趋势,有助于更好地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文采用区位熵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提出发展路径和对策。

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为量化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中灾害间的链式传递效应,通过叠加(折减)效应系数量化灾害间的链式传递关系,基于灾害链之间的转换概率、阈值,推导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综合考虑应急准备能力和响应恢复能力双维度指标,构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逼近理想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TOPSIS)计算暴雨和滑坡2种单一灾种的应急能力指数,结合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价模型计算得到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以粤港澳大湾区典型暴雨-滑坡灾害链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中部地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与滑坡单一灾害的应急能力相比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西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与滑坡单一灾害的应急能力基本保持一致。最终得到的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可为暴雨-滑坡灾害链应急能力评估与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系统智能化管理

开展生态系统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质量,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必然趋势。以城市群生态系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系统整合各类生态环境相关数据资源,形成生态系统管理数据和决策支撑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态智能管理平台。研究以生态系统要素和功能管理逻辑为核心,构建了生态系统管理业务流程:(1)精准剖析生态环境问题,确定问题发生的尺度、范围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定性;(2)确立生态管理目标,制定适宜的管理策略;(3)根据现状与基线进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通过生态管理恢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4)通过环境物联网监测生态系统变化,及时调整和改进生态系统管理计划。针对城市群生态系统多尺度、多层次、复杂化等特点,在制定管理决策时应充分权衡管理目标和生态服务,兼顾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效益;需通过示范性生态工程印证管理方案的可行性、适用性和协同性;以趋善化理念为指导思想,不断优化调整生态管理目标;同时在管理活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凝练、总结所获得的反馈信息和经验。面向生态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需求,融合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广域网络(Web)等信息化技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管理智能平台,实现多主体信息共享,打破管理决策的“黑箱”,为推进生态环境管理现代化提供可靠可行的方案。构建的生态系统管理业务流程和管理策略,将知识充分融入管理决策的制定流程,能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复合灾害系统敏感性评估

[目的]识别灾害的敏感性是防灾减灾的重要前提,复合灾害系统敏感性评估是复合灾害系统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方法]首先根据暴雨—滑坡灾害链特征构建复合灾害系统敏感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而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层次分析法耦合模型(OPGD-AHP)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暴雨—滑坡灾害链敏感性进行评估。通过对暴雨和滑坡单灾种的敏感性分析,分别得到粤港澳大湾区暴雨和滑坡的敏感性分级图,并由统计分析得出暴雨诱发滑坡的阈值及其转换概率,以此对暴雨-滑坡灾害链敏感性进行分析,最终得到粤港澳大湾区暴雨—滑坡灾害链敏感性分级图。[结果](1)粤港澳地区暴雨-滑坡灾害链高敏感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宁县、怀集县等西北部地区和惠阳区、惠东县等东部地区;(2)次高敏感性和中敏感性区域主要分布在封开、德庆、从化、龙门、博罗等区域;(3)低敏感区和次低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南海、荔湾、禅城、顺德、南沙、番禺、三水、白云等中部地区。[结论]研究结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防灾减灾、增强灾害链风险抵抗力和恢复力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路网韧性的贝叶斯网络评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路网的韧性问题愈发凸显。构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城市路网韧性评价模型,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为例,评估了2000—2019年该地区9个城市的路网韧性。基于韧性功能函数从容灾性、稳定性、重构性、恢复性4个方面建立功能层,选取稳定性、可变性、可维护性、可靠性、服务性、安全性、鲁棒性、可修性、适应性9个因素建立性能层,选取客运量、公共汽车数量、道路面积率、出租车数量、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公共交通投资、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道路运输从业人数、人均道路面积9个因素建立因素层。研究结果表明:路网韧性指数最高的为深圳(60%),而最低的为中山(43%);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路网韧性一直稳定增长,其余城市的路网韧性浮动较小;路网韧性并非总是随着城市GDP的增长而提高,还与人均GDP有关;敏感性分析表明,路网重构性、路网可靠性、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为各自所在层中对路网韧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加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城市路网韧性。研究成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交通路网功能完善与韧性提升提供技术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评估

为了针对性地预防和降低复合灾害给城市带来的灾害损失,对于链式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通过对链式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的研究分析,综合考虑现有研究并界定了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的内涵,推导建立了链式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以粤港澳大湾区暴雨-滑坡灾害链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从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筛选构建区域灾害链暴露度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序关系分析和TOPSIS法计算得到湾区52个区县的暴雨、滑坡单一灾害暴露度指数,进而运用构建的链式复合灾害系统的暴露度理论模型和ArcGIS得到粤港澳大湾区暴雨-滑坡灾害链暴露度区划图,并根据各区域灾害链暴露度属性提出相应的灾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应对措施。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对应的暴露度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低暴露度区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各指标中人口密度和地均GDP占主体地位,对地区暴露度的影响最高。通过对区域复合灾害系统暴露度的评估,可以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帮助政府、城市规划者和公众更好地了解和应对灾害风险,从而减少灾害的损失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