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粮食直补政策实施策略研究

本文旨在探究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分析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通过解读粮食直补政策内涵,分析其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机制,剖析政策实施中的宣传不足、监管机制不完善、协同配套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政策协同的优化策略。研究发现,粮食直补政策通过直接经济补贴,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为农民种粮营造良好环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粮食生产具有特殊性和弱质性,对农业生产实行保护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的同时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从2002年起开始试点,政府改收购保护价为粮食直接补贴,无论是利用理论模型还是看实际运行,此项政策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并仍有潜在收益,应该进一步坚持。当然,这项政策潜能充分发挥需要从改进补贴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等多方面加以配套完善。

粮食直补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通过农户模型进行分析,理论推导的结论表明: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粮食补贴依然有效;运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面板Tobit模型以及面板数据分位数估计的方法证实了理论推导的结论。研究进一步表明,与粮食种植面积相挂钩的补贴方式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激励作用要明显大于脱钩的补贴方式;此外,种粮成本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抑制作用要远大于粮食直补的促进作用。

对粮食直补政策实施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粮食直补政策作为国家近几年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易县和高碑店市调查时发现,在实施中存在补贴价格相差悬殊、补贴方式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粮食补贴的重点应是补贴种粮农民,并应增加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等建议。

北京市粮食直补政策效果及问题分析

北京市自2004年开始执行粮食直补政策,该政策对北京市的农业生产及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北京市相关文件及统计年鉴数据,归纳了粮食直补政策在北京市的发展变化过程;分析了政策实施带来的初步成效,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纯收入,增加了种地收益产值,从而增强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粮食直补政策对北京市的种粮面积及粮食产量也有重要相关影响。同时指出目前粮食直补政策存在补贴标准不稳定,狭小的农业生产规模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需坚持执行合理稳定具体的粮食直补政策,加强资金发放程序的监督管理,并设立合理的粮食规模经营标准,加大规模生产补贴力度等建议。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2004～2009年面板数据

本文基于2004～2009年各省的数据,利用灰色关联分析了粮食补贴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于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影响次之,并利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对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影响,结果表明粮食直补政策对于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效果差强人意,对于主产区的效果稍好于非主产区。针对补贴力度小、政策效果不明显的现状,政府应该加大粮食补贴的力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粮食补贴政策的有效执行。

粮食直补政策实施情况分析──长沙县雨福村、双屏村和明月村粮食直补的调查

粮食直补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长沙县部分农村地区农民对粮补政策态度的调研和信息处理,了解其现实表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当地实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粮食直补政策缺陷与改革思路

本文指出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提高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保证了我国粮食安全;同时指出目前粮食直补政策存在补贴过低,资金来源过窄,补贴方式地区差异大,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增产与增收两个目标难以同时实现等问题;提出拓宽粮补资金来源,加大补贴力度,实行直接补贴与价格挂钩的不固定补贴相结合,并把粮补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粮补政策的作用;在借鉴国外直补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了我国粮补资金补贴的计算办法,以求解决目前补贴标准确定随意性强的问题。

粮食直补政策效应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思考——对汉寿县的调查

以湖南省汉寿县为对象 ,分析了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民发展粮食生产 ,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 ,揭示了粮食直补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探讨了影响农民增收的深层次原因 ,提出了发展粮食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措施。

对我国粮食直补政策问题的探讨

粮食直接补贴是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粮食直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明显的效果,但由于这一政策还处于实施初期,因此,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同时,粮食直补只是农业支持与保护体系政策中的一项措施,要真正达到粮食安全目标,还有赖于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关系研究:粮食直补是“杀富济贫”吗?

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利益关系发生的纽带是粮食。本文根据粮食的两种属性,将其分解为两种商品来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一般商品的粮食,在以"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向粮食主销区的现象;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却能够达到双赢的局面。作为基本品的粮食,在生产上存在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向粮食主销区的现象,存在着"杀贫济富"的问题。因此,应该坚持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促成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的"双赢"局面,并建立起更为公平的成本分担机制。

甘肃省粮食直补政策效率分析

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建立了测算粮食生产效率的BC2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甘肃省河西、河东8地市在实施粮食直补后,粮食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不显著。提出要按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增加补贴额,按粮食销售量直补。

粮食直补政策的实践反思与展望

早在2004年,全国大部分省市就开始推行了粮食直补政策,配套的还有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本文结合《南方农村报》最近展开的系列报道和笔者的调查经验首先提出了粮食直补政策在实践中出现的两个悖论,接着分析了政策质疑背后的深层内涵,论述了粮食直补政策提出时的市场背景和社会基础,认为国家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不仅仅是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政治意涵要远大于经济考量。最后,笔者提出了针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反思性建言。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构建新型的“粮食直补”体系

在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直补”的试点,根据试点情况,应遵循不扭曲市场、效率优先、操作简便等原则,从近期和远期两个方面来构建“粮食直补”体系,并进行配套改革。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效应递减”问题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最近对这一政策的效应看法出现分歧,一些同志认为其政策效应正在递减,应该用新的政策加以替代。这对粮食直补政策的去留非常重要,本文因此进行了专门分析研究。首先确定测试"效应递减"的指标,然后依次考察了粮食直补政策积极作用的发展变化,探索了"效应递减"生产的原因,分析了直补政策与价格支持的利弊,文章最后提出维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建议。

粮食直补政策的“公平价格”分析

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学者们对"公平价格"理论有不同的见解。"公平价格"理论丰富的内涵可弥补粮食市场和粮食直补制度的不足。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及改革取向研究

我国粮食直补政策是国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促进"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4年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研究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为了对粮食直补政策进行全面正确的评价,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粮食直补政策概念的界定;二是粮食直补政策实施的现状分析;三是完善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思路;四是完善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对策建议;五是粮食直补政策的改革取向。总的观点是,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改革的取向是,补贴对象向粮食主产区、农业经济合作社以及种粮大户、粮食生产企业、农业现代化进行转移。

关于粮食直补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粮食直补的性质与功能、政策背景以及目标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的现状 ,指出为了确保粮食直补政策目标的实现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推进 :( 1 )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 ( 2 )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支持体系。 ( 3)发挥粮食直补的导向性作用 ,推进粮食优良品种的种植。 ( 4 )制定粮食预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直补政策的缺陷和完善

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要求,现有粮食直补政策要么难以达到有效利用信息的标准,要么不符合激励相容的要求,补贴过于分散,难以达到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目的。因此,应转向良种补贴或者向大户提供补贴,以保证补贴适度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