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老机构精神赡养的困境及其优解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关注精神富裕,重视精神赡养是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养老机构精神赡养面临的困境可知,其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精神自养能力薄弱、家庭成员支持弱化、养老机构功能发挥不力、社会组织缺乏协同性及政府保障力度不足等。为此,需要老年人自我增能、家庭成员强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提质、社会组织系统集成和政府引导赋权,多方主体协同聚力,共同提高养老机构精神赡养水平。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赡养伦理问题

老年人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及重视，“孝道”、“尊老爱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地位有所提升，1999年被确定为“国际老年人年”，其主题思想是“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提倡尊重和保护老年人的权利。但是。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由于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经济水平较低、传统孝文化缺失等原因,导致目前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特别是精神赡养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了解现状的前提下,加强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工作,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论“精神赡养”

"善事父母"是传统孝的本意,在此维度上,精神赡养应是传统孝道的内核。传统精神赡养的内蕴表现为以家庭输送为管道、以"用情"为实践要求和以"顺老承志"为格序等特征。在现实境遇下,精神赡养的实现遭遇到了赡养管道狭窄化、赡养要求去情化和赡养格序模糊化等窘境。重构现代精神赡养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建立以老年人自我—子女—社区机构赡养为一体的输送精神赡养的新管道;将心孝观的认知和实践作为推动精神赡养的新机制;将提倡有尊、有乐、有为作为现代精神赡养的新格序。

城市居家养老模式下的社区精神赡养

城市居家养老模式下的精神赡养分为家庭精神赡养和社区精神赡养。社区老年人活动对社区精神赡养的作用,体现为慰藉-尊重-安心三个不同层次。针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存在差异化、组织化的特点和现行"自上而下"的社区老年人活动组织的现状,提出建立"自下而上"的活动组织体系,以满足老年人的社区精神赡养需求。

“80后”城市青年精神赡养观念与行为

在城市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青年对这一现象的态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80后"城市青年的调查发现,青年在精神赡养对象的责任认同上遵循着血缘关系为先兼顾姻亲关系的原则,履责动机具有鲜明的"反哺"性质,理想目标的定位日趋现代化,但在履责时间起点的认识上分歧显著。情感慰藉方式因居住方式的不同而有别,精神赡养行为表现为礼节性尊重较容易,但在事关子女切身利益或核心价值观念时尊亲较难。在社会融入支持方面,"文化反哺"已成常态,积极支持老人参加社会活动,支持老人展示生命潜能也是融入支持的重要方式。

中国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研究

目前,中国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年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年化转变成深度老年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年化。精神赡养问题实质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养老质量水平标志,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将是未来一个值得研究课题,本文主要阐述了对于老年人精神赡养存在的一些弊端以及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必要性,进而提出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的对策。

精神赡养权法治保障的困境及其出路

精神赡养是亲属法规范中的重要内容,事关老年人权益的保障与和谐社会秩序的维护。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既是一项道德权利,又是一项法定权利。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样态,精神赡养权具有与一般权利不同的特点:形式上的不明确性、消极承认和不可预期性。在传统的"义务约束"思维模式下,精神赡养权的维护和保障面临着诸多困境。在法理层面充分解释和识别精神赡养权的法益性权利本质,并从法律技术上开辟新的"权利激励"保障理路,精神赡养权的实现不仅可能,而且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可操作性。

养老支持力中的"精神赡养"问题——试以"空巢家庭"为例

中国现正处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未富先老"的国情使养老问题十分严峻。而在养老支持力涉及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三个方面,精神慰藉是赡养支持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从一个特殊的家庭模式———"空巢"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危机可以看出精神赡养问题的重要性。

论家庭精神赡养

家庭赡养内在地包含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两个方面。家庭精神赡养是指赡养人对被赡养人在感情、心理等精神上给予关心和帮助的行为。相对家庭物质赡养 ,精神赡养具有恒久性、先导性、宽泛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人的需要理论与我国人口、家庭职能、家庭观念的变化是重视家庭精神赡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实现家庭精神赡养 ,需要依靠立法、司法、守法、道德等综合手段 ,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范下调整家庭关系 。

我国精神赡养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加强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已变得刻不容缓。我国关于精神赡养的立法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规定缺少可操作性。完善我国精神赡养法律制度,应明确赡养人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义务及其界限尺度,赋予老年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明确精神赡养义务人未尽精神赡养义务的法律责任。

关怀伦理与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动力机制构建

传统社会中精神赡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由孝道来体现的,而在现代社会,孝作为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动力机制体现出弱化趋势。关怀伦理的情感性、境遇性以及关系性的内涵特征与精神赡养实践要求具有契合性。关怀伦理嵌入老年人口精神赡养实践,可从以老年人自我关怀为基础、以家庭子辈关怀为支撑、以城乡社区机构关怀为依托、以国家政府关怀为保障维度来构建支持系统。

精神赡养:在道德与法律之间

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是老年人赡养的两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渐健全,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已基本能够实现,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赡养问题的凸显。与物质赡养不同,精神赡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需要赡养义务人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赡养人需要道德约束,其内心的道德自觉决定了精神赡养履行时的质与量。另一方面,赡养人又需要法律强制,当其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或者其履行效果未到达最低标准时,就要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障精神赡养的实现。因此,在精神赡养过程中,如何确定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边界,如何平衡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精神赡养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老龄化背景下精神赡养权的保护困境与实现路径

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满足及其保障成为迫切待解的问题。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建立在身份关系之上,蕴含着较多的道德性内容,且义务主体存在特殊性。目前,精神赡养权的积极受益权与消极受益权两个层面均面临着现实困境,即精神赡养条款实施效果不佳,精神赡养纠纷解决方式亟待优化。对此,应进一步细化并科学厘定精神赡养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内容要素,健全促进精神赡养义务履行的配套制度,并优化精神赡养司法救济制度,以此激励赡养义务人积极履行义务,实现对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的保护。

精神赡养法律化与制度完善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以往社会主要关注老年人的物质赡养,忽视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新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确保精神赡养提供了依据。这是道德问题法律化的体现,有着现实的价值。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需要,应当在老年立法中完善精神赡养的相关制度,并结合其他部门法协同保障老年人精神赡养权利的实现。

基于网络支持的精神赡养模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基于网络支持的精神赡养模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岳阳市岳阳楼区8个社区的140名符合纳入标准的空巢老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70名。对照组采用传统的社区居家服务模式;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基于网络支持的精神赡养模式;比较两组老年人干预前后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结果]干预前两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正性情绪和正性体验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负性情绪和负性体验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网络支持的精神赡养模式能有效提高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我国“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然可见,并且在众多的老人中不乏过着"空巢"生活的老人。由于当今社会人们对物质满足的过度重视,忽视了老人的精神赡养。应采取建立"空巢"老人瞻养法律保障制度,加强对人民的孝道教育等措施来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

赡养福利与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的子女精神赡养

精神赡养作为人伦底线,其不仅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因此,对于子女精神赡养,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发挥两条路径——道德与法律的作用,但侧重点不同,即以道德约束为主,以法律规制为辅。然而,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在本文中,笔者尝试提出赡养福利这一概念,明确其内涵与主要内容,并基于理论研究与比较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赡养福利作为道德与法律之外的有益补充,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的子女精神赡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