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独立调解体育纠纷的法治化进路——基于十国体育纠纷调解机制的对比分析

我国职业体育引发的体育纠纷迫切需要健全多元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进行解决。调解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被誉为宝贵的“东方经验”,而体育纠纷调解作为全新的法律服务模式,有助于推动体育纠纷多元地、快速地和有效地解决,但是我国现行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存在主体独立性不足、制度与规范欠缺等问题。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分析域外体育调解机制,主要从组织形式、机构性质、可调解纠纷范围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域外体育纠纷调解机制具有主体专门化与独立、程序规范化、范围限定与扩展等特征。基于此提出建议:1)在我国现有体育仲裁机构中增设体育纠纷调解机构;2)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作为我国体育调解制度内容的基本依据;3)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界定体育纠纷范围;4)配备专业体育纠纷调解员。

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吸纳式合作:乡贤参与下的村改居社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基于Z市N镇的案例分析

当前村改居社区囿于居民的异质性以及新的认同机制尚未建立等因素造成矛盾纠纷频发,乡贤参与下的矛盾纠纷调解可以为基层政府提供新的治理思路。但是从各地实践来看,当前乡贤参与基层治理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何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乡贤参与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张家港市N镇的案例研究发现,乡贤可以通过成立社会组织的方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在行政吸纳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基层政府与乡贤成立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吸纳式合作”理论框架。吸纳式合作以政府的治理压力和乡贤的参与意愿为前提,二者基于共同的目标,在双方需求的契合下通过政府购买乡贤成立的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起合作关系。吸纳式合作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流程建立了基层政府与乡贤之间常态化合作机制,为各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在合作中也需要谨防乡贤参与的过度行政化倾向。

打造价格争议纠纷调解“浙江特色”

“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当地干部群众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创造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6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坚持中焕发生机,在推行中发扬光大,已经成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在构建中国特色解纷工作新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认证中心赴浙江省开展调研工作。调研组深入基层一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派出所和调解站点,通过座谈、采访、查看卷宗、收集案例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解纷工作的基本情况,总结分析浙江省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工作建议,为打造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浙江特色”提供新思路。

1+6+N工作体系下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纠纷调解协同化建设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1+6+N”工作体系的探讨,深入分析了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协同化建设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通过扩大社会调解力量、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和发挥群众自治基础作用,广东形成了多主体参与、多元化服务的 “大综治”工作格局,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将继续坚持激发群众,孵化培育“N”力量,建设高质量 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并持续完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深化多元化解模式的实践研究;同时,加强基层人民调解联动机制 的研究,重点关注调解员能力建设和分流规则规范化。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不仅提高了治理效率和效果,也增 强了群众的参与感和满意度,推动了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次特别的纠纷调解

驻村工作队员:杨雪晴(弥勒市政府办公室)驻村地点及村情:驻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新哨镇火木龙社区。社区距弥勒市城区17公里,下辖10个居民小组,共6620人。社区紧挨弥勒市“东风韵”“云南红酒庄”等景点,居民以种植葡萄、韭黄等产业为主。2023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65.96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9万元。

内蒙古住建领域民事纠纷调解事务联合协调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3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调解事务联合协调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二级高级法官王彦凯,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张瑞和,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聂海俊等出席成立仪式。

从村级自治到多元共治:乡村纠纷调解的逻辑转向及其优化——基于“结构—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纠纷调解是一种基于结构与行动的交织过程,表征为乡村社会结构下解纷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逻辑。乡村纠纷调解遵循村庄内生力量主导下的自治进路这一传统逻辑,形成了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生计模式、家族宗法制度、儒家思想和合观相适应的解纷机制。随着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村级自治型调解的动力、能力和效能渐趋弱化,乡村纠纷调解需要实现从村级自治型向多元共治型的逻辑转换。多元共治型调解模式通过村级调解组织的能动性治理,创设居于乡镇与村组之间的片区调解单元,促使差异化调解行动者的资源制度化,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发挥多元共治型调解的治理优势,需要立足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现实,坚持基层党组织对纠纷调解的领导地位,优化片区调解单元,厘定调解行动者权责结构,激活传统与现代调解资源,以适应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

纠纷调解中的藏语法谚类型研究

在藏族传统的纠纷调解过程中会运用诸多藏语谚语。依据语的使用方法、功能和内容,可将纠纷调解中所用的谚语分为三类:第一是一般的民间语,其本身并不具备法的属性,然而传统的纠纷调解是通过使用谚语来实现其语言的传达效能的,因此,语成为纠纷调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也是达成调解、产生律法效应的重要媒介。第二是表现纠纷调解人员的身份地位、能力和作用,以及反映法的重要性与案件调解的公平程度,纠纷调解时所用的此类谚语也是藏民族了解调解人员和对法的认知与理解的一面镜子。第三是表现法的原则与本质的语,这类谚语将法的精神、内容直接且精炼地进行总结,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突出其调解的作用与法的地位,甚至归纳、制定出一种原理,以明示纠纷调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总之,文章通过分析纠纷调解与法谚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纠纷调解中语表现其法的属性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解析,探究了在传统的纠纷调解过程中藏族谚语具备的多种类型。

业主物业起纠纷调解“双输”变“双赢”

2023年7月,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办通过诉求热线收到一名小区业主投诉,反映自己的公建房屋漏水严重,但物业公司不给维修。该业主从2021年起因此问题已经在12345热线上反映过6次,其中2023年2次。秉承“未诉先办,接诉即办”的原则,期待能够彻底解决业主与物业的纠纷,在7月份接到诉求后,南关岭街道办立即联系诉求人和物业公司双方了解情况,并安排井东社区同心社调解队介入,快速化解矛盾,打破僵局,将双方“双输”的残局扭转成为“双赢”的局面,获得了当事双方一致好评。

人口流入地纠纷调解的志愿逻辑:动力与策略——以浙北Z镇“平安大姐工作室”为例

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是在复杂性社会条件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需要。作为一项志愿服务活动,社会力量调解具有志愿性、公益性、独立性、调和性等鲜明特征,能够有效发挥止讼、解纷、维稳和传承公益精神的作用。以“志愿性调解”为分析框架能够深刻理解社会力量参与纠纷调解的本质内涵。通过对“平安大姐”的个案分析,发现回馈社会的责任驱动和被认同后的行为强化是志愿性调解的内生动力。调解志愿者们善于运用共情策略,与当事双方建立情感连接,产生共鸣,赢得信任,继而以情、理、法等为工具说服他们互作让步,最终达到合意的结果,从而化解了纠纷,维护了社会秩序,发挥了协同治理效能。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为深化司法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调解与传统的诉讼、仲裁制度相比,具有简便高效的优势,能够有效节约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解决时间和费用,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五十六条亦确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期货行业现状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探寻我国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长治紫金城小区物业纠纷调解实践

只要聚焦治理合力,强化法治建设,共同探索构建规范、有效的诉源治理“生态圈”,行业就有望让物业服务纠纷止于诉前,化在基层。长治市紫金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阳光物业)在所在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长治市紫金城小区多措并举,通过融入基层治理,发挥志愿者力量,走出了一条有效减少和化解项目内各类矛盾纠纷的新路子。

合肥物业纠纷调解成效凸显

调解中心各调解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依法依规调解,同时引导当事双方换位思考,总结提炼了多个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为帮助群众在家门口化解矛盾,同时也为了帮助物业服务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减少信访投诉,2020年8月,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合肥物协)成立了物业合同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至今已在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等五家法院成立驻院工作室,接待。

物业合同纠纷调解工作观察与思考

近日,笔者深入合肥市采访调研,了解了当地物业合同纠纷“化于未发、止于诉前、终于诉内”的工作经验,特别是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成立了物业合同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以纠纷调解为切入点,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实践。自2020年8月驻合肥市蜀山人民法院物业合同纠纷调解工作室挂牌成立以来,调解中心至今已在合肥市五家人民法院成立物业合同纠纷调解工作室。

新时代乡村纠纷调解现状及对策探究

解决乡村纠纷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妥善解决乡村纠纷是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方式之一。新时代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目前乡村治理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村委会在解决乡村纠纷时,因任务量大无暇顾及乡村纠纷;村民亲缘关系减弱,利益主导关系增强;村民权益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不完善、调解流程不健全和村庄调解资源有限。应通过村委会采取合理分配工作任务、提倡重视亲缘关系、宣传法律知识、建设调解组织和规范调解流程;县级权威整合纠纷调解资源等措施,妥善合理地解决乡村纠纷,实现村庄社会和谐稳定,修复村民之间关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公共行政服务语境下版权纠纷调解机制的建设

版权纠纷调解机制在我国发展方兴未艾,但是,其作为公共行政服务职能重要内容之一,仍然是有待探索的新兴事物。从上海版权纠纷调解中心成立的背景、现状和问题出发,提出如何在现实语境下正确实施作为公共行政服务职能的专业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并就构建版权专业调解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具体化的思路和对策。

国家作为“外人”——一个西南山地民族的认同边界及其纠纷调解过程中的国家角色

法律的适用有其自身的认同边界,对某一社会进行法律移植时,要么该法律能被普遍接受,若非如此,则面临法律的转型,也意味着将迎来固有文化秩序的原始抵抗。在西南侗人地区,由于受文化秩序和环境因素影响,以国家权威为背景的法律与政府并不能实质性地参与到村落纠纷的调解过程当中,而是被由宗族、姓氏以及"款约"构建起来的层次性认同边界排斥在村民内部生活秩序之外,享受作为"外人"的礼遇。内外有别、亲疏有序成为村民处理与国家关系的文化逻辑。同样,从国家在西南山地民族区域的法律实践进程看来,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根基,国家通过法制进入村民内部以实现全能性管治的努力遭遇村民日常性的抵抗,注定了该区域的法制实践仍将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持续性过程。

论民族自治区域少数民族纠纷调解机制的建构——来自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调研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民间调解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继承传统法文化,利用其少数民族调解机制等传统“司法”中的合理因素,是我们今天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传统调解机制中的合理成分,当今司法可以予以利用、完善。

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合作机制的构建

构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合作机制是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必要支撑,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前期实践基础,其出发点在于为跨境金融消费的当事人提供经济而便捷的纠纷解决服务,但其落脚点则一定是对区域内丰富多样的纠纷解决资源进行开发整合,并对三地的调解规则和调解程序进行协调衔接,以使法域多元的现实转化为合作优势而非体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