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烈丰功伟绩 同心谱写时代新篇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节日纪念日实践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自然传承的特性,又具有发展创新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丰富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和形成发展起来的。传统节日纪念日中包含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理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在新时代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与教育,特别是将其融入节日纪念日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受到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等思潮以及西方文化霸权的深刻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节日纪念日在实践中呈现出内涵挖掘不够、方式有待创新、地域性差异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探索新的路径和模式,包括加强政府统筹引导、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者的培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化传播与跨领域宣传教育等,构建全领域全过程推进模式。

基于对生命的尊重:略谈实验动物纪念日与纪念碑

实验动物作为生命科学、医学、药学等领域研究的基础载体和关键条件,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动物福利伦理建立于人类文明道德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科学角度看,善待动物既是人道主义的需要,也是科学实验的需要。本文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的发展历程及法规政策内容、是否需要设立及如何设立实验动物纪念日和纪念碑等几个方面阐述实验动物福利的作用和意义,呼吁实验人员遵循“3R”原则并增强责任感和规范意识。

铭记英烈丰功伟绩 同心谱写时代新篇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人民日报北京9月30日电(记者赵兵)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青岛城运控股集团交运温馨校车公司开展“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主题流动课堂活动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自此中华民族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日军屠刀下,3500万同胞伤亡,无数先烈血沃山河,大半个中国被践踏,记忆从未褪色,历史仍有回响。93年过去了,岁月的落英早已覆盖战争的遗迹,发展的洪流一点点洗刷着历史的伤痛,硝烟虽已远去,国耻民殇不应忘,吾辈定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近日,为让乘车学生对“九一八事变”有更深入认识,铭记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增强同学们的民族责任感,激发学生维护和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为什么要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西藏民主改革是推动西藏人权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划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进步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忘记这段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低毁这段历史更是对西藏百万农奴的极端视,也是对那些为建设西藏发展西藏奉献了青春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辈们的极大悔辱。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投票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设立国家纪念日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国家立法形式分别确立三个国家纪念日的简要论述,着重指出设立国家纪念日的原因是完善纪念活动、提高公民历史价值观、维护国际正义、遵循国际惯例。其具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维护和平、开创未来的现实意义。

日据时期文人士绅之肆应——以《台湾日日新报》“始政”周年纪念日祝诗作者群为例

日据时期,每到“始政”周年纪念日,“台湾总督府”便大肆渲染其殖民“政绩”,当地一些文人士绅也附随唱和,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祝诗。这些传统士绅为了让原有的“文化资本”在新的时局下产生作用,重新获得“文化权力”与“社会价值”,只能调试转变,在基层行政机构任职,协助殖民政权“维持秩序”,在文化上与“总督府”唱和,创造条件努力过渡为新的领导阶层。在异族殖民统治下,这些文人士绅为了保全自身,且为了“保存国粹以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不得已有迎合当局的时候,而他们对于传统汉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未曾动摇。

党的重大纪念日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路径

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纪念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新时代充分利用党的重大纪念日,组织开展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重大纪念日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共同的价值目标、理论基础和文化基因,可发挥明确教育目标、强化政治引领;营设教育环境,促进情感激励;启发教育对象,进行个体塑造;深化教育效果,实现文化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新时代可采取协同配合、阐幽显微、明晰路径、创新形式、整合媒介等途径来增强党的重大纪念日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纪念日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为纪念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人在每年的这一天开展有确定主题的社会活动,形成了"纪念日"。纪念日活动不仅能让民众牢记历史、振奋精神,还具有强大的教育功能。在学校教育中,将纪念日活动纳入德育体系,以课程的方式实施纪念日活动,将纪念日活动系列化、课程化、校本化、生本化,对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南丁格尔纪念日”的引入:中华护理学会对护士形象的塑造

民国时期,南丁格尔纪念日被中华护理学会移植至近代中国,成为医界的一个重要节日。中华护理学会极力提倡南丁格尔纪念日,对医院、护士学校等开展纪念活动予以明确规约和指导,通过规定时间、空间布置、仪式安排等多手段塑造护士形象,通过演讲、戏剧、歌曲等多形式的应用,强化民众对南丁格尔的认同。中华护理学会宣传并推广南丁格尔纪念日,使其由抽象意义的舶来品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纪念实践,而护士形象正是在南丁格尔纪念活动中得以逐渐确立。

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民族危机而创制孔子诞辰纪念日,与传统祀孔行为相较,其形式发生了变化,意义蕴涵也更加丰富,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孔子诞生地曲阜和首都南京,于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纪念仪式活动,形象鲜明地表达出对孔子的纪念以及对孔子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运作。孔子思想通过孔子诞辰纪念被重新阐释和发挥,与恢复民族自信力、"安内攘外"、新生活运动、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产生密切联系。孔子诞辰纪念日只是被当做现实政治诉求的表达途径,失去了其应有的内容。抗战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日旨在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提供资源,树立权威,以求国家危机时刻能够维持正常统治秩序,但实际效果有限。

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

国民党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制定抗战胜利纪念日,顾名思义,是以此纪念抗战这一伟大的事业,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并以此作为政治宣传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纪念仪式活动,象征性地表达出其政治意蕴,但作为社会舆论的媒介,对此纪念日的态度和观感则表现不一。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官媒比较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带有官方和党派色彩的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但也有一些媒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感、较少偏颇的政治立场,能够对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议。

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及其英雄主义内涵

纳粹大屠杀作为犹太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浩劫,以色列建国后对其进行政治化的控制、管理与运用,在时间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将其设定为国家纪念节日。当然,它的确立过程漫长,在日期与名称问题上各个阵营有不同提议乃至分歧,中间又几经更迭,直到1959年才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最终将尼散月27日确定为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本文以这一历史事件为例,剖析以色列建国初期国家建构与社会化进程中,通过对大屠杀创伤记忆赋予英雄主义的价值内涵,把新到的流散犹太人整合进现代国家的政治认同之中。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从春秋祀孔到孔子纪念日:民国时期时间秩序重构的一个个案

根据民国时期相关史料,分析这一时期孔子诞日的旧历日期以及以这一旧历日期为基础的孔子诞日纪念的日期确定方法,发现孔子纪念日在民国时期的改造与确立是政府以时间秩序重构实现社会秩序重构的一个缩影。这一过程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通过对周期性制度时间的规定与控制实现社会控制,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孔子诞日的指定与移置上;二是通过这种周期性纪念仪式的改造来重构和强化社会记忆,当官方对这一周期性纪念日的起点做出重新规定时,这一重构行为已经开始。

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与“抗战精神”话语的建构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国家纪念日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文化手段,纪念话语中开始出现大量的"国难"描述,成为滋生"抗战精神"的具体现实语境。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建构的"抗战精神"以革命精神作为历史来源、民族精神作为核心内容、国民精神作为现实表达。"抗战精神"为中国人民抗战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支持,并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了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从《申报》的报道看“五九国耻纪念日”的兴衰

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5月9日就被确定为国耻纪念日。《申报》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就社会各界对"五九国耻日"之纪念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发表了许多评论。从中可知,民国时期我国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兴起阶段(1915-1918)、高涨阶段(1919-1931)、衰退阶段(1932-1949)。兴起阶段,在对待"五九国耻日"纪念的态度方面,学界超过政界、商界,一枝独秀;高涨阶段,随着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签订,1923年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到期却拒绝归还,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而形成三个小高潮,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各地方党部、工商界、各社会团体、学界等多方力量积极参加,《申报》还用广告形式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五九国耻日"的纪念;衰退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有关,国民党政府废止了"五九国耻纪念日",设7月7日为纪念日,此后《申报》这方面的报道也逐渐减少。以"五九国耻纪念日"为代表的国耻教育激发了爱国情感,振奋了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