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

从文学史书写角度梳理近百年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剖析其经典塑型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下价值。总体而言,中国红色诗歌的文学史书写主要出现过三种经典塑型模式,它们历时性地出现,共时性地存在,相互渗透和彼此融会。其一是人民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期;其二是现代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兴起并盛行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其三是民族性话语塑型模式,主要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兴起并流行开来,且目前有方兴未艾之势。在新时代里我们需要实现三种经典塑型模式的话语融合,逐步建立一种兼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式人民美学话语体系,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红色文艺(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论《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建构

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的《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自1966年首演以来,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上演,不仅令观众与评论界交口称赞,创下了不俗的票房佳绩,而且还获得了不少权威性的奖项,业已成为当代经典。烛照历史、关注现实的独特视角和深邃眼光,丰富深刻的思想与社会生活蕴涵,成为其经典化的起点;戏仿、语言游戏、互文、元戏剧等富有时代性的新颖手法和“搞笑”的时尚元素的融入是该剧成为经典的重要内生力量;而适宜的文化传播语境、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多重传播主体的积极推动,尤其是身份显赫的批评者和阐释者所形成的权力话语则是将该剧建构为经典的强大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罗森克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已死》的经典化为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快餐文化大潮中如何打造“永流传”的当代经典提供了经验和启迪,也为我们观察、评价西方以解构为标识的后现代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中国文学经典化研究的新范式——评葛志伟《从汉魏到齐梁: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研究》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经典。在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前,先秦诸子便通过建构经典或借用既往圣贤经典言论来著书立说。从汉武帝在长安设太学、立学官、设五经博士讲授儒家典籍开始,《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即因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而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正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1] 以“五经”为代表的早期经典,是大道的载体,是圣人思想的外现,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历代学者似乎只能生活在“经典”的影响之下,并通过不断整理、诠释、践行“经典”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虽然中国传统学术中早已有“经典”的概念和知识体系,却并未孕育出“经典化”的问题意识。

论五四时期《共产党宣言》经典化的翻译赞助

以五四精英的翻译赞助为中心,考量《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通过文献梳理与剖析表明:五四精英通过译前的作品和译者选择,翻译出版阶段的译本生成与出版努力,翻译出版之外对作品多元互补的大力推广,有力助推《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化。这对当下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探究选本背后的百年新诗史——评郭勇《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

《百年新诗选本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研究》是郭勇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以选本为对象,是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它以接受、传播为研究视域,成为文学经典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是以百年新诗选本为研究对象。

《唐诗三百首》的经典化及其意义

《唐诗三百首》是近代以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唐诗选本。该书自诞生后一直到近代早期,主要在童蒙教育领域流传广布,童蒙群体构成该书的主要阅读者,实现初步经典化。近代出版业的辉煌,促使该书衍生出几十种版本,为进一步的经典化提供了足够的文本支撑。近代出版商的积极营销策略,使各版本在社会上广泛流播,为该书俘获更多读者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社会普通读者的广泛阅读接受中,该书跨越启蒙教材的束缚,成为一本颇具审美的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渗入日益加深,完成了经典化过程,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持续产生深入影响。研究《唐诗三百首》一书的经典化历程,具有透视近代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史学意义,还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清代杜集文献出版与杜诗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是作品本身的文化增殖能力与各种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杜诗经典化进程中,印刷术的进步与出版发行业的兴盛对杜诗经典的形成和建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工艺的完善及出版发行的成熟使得杜诗文本越来越具有可获得性,扩大了杜诗文本传播和接受的范围,有力地推动着杜诗经典化进程。从经典“发现人”的角度考量清代杜集文献的编著与出版的特点,可发现其在空间归属上存在着显著的“江南现象”。杜集文献的生产与传播是“江南”士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播形态,成为杜诗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以及重要推动力量。

班彪《王命论》及其经典化历程

《王命论》创作于两汉之际,当时政局剧变、思想混乱。班彪有感于时事多艰、隗嚣企图据陇称雄的现实,作文希望能警醒隗嚣以救时难。文章融史论于政论,从天道、人事两个角度阐释了刘氏获得政权之因,特别强调统治者“顺天应民”的重要性,体现了班彪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客观上反映了身处乱世的人民渴望统一和平的集体愿望。该文最早被班固《汉书·叙传》有意收录,随着《文选》等汉魏六朝早期典籍的载录,以及众多文人的化用、模仿、评析,最终成为代表东汉论体最高成就的典范作品。班彪对历史与现实敏锐观察,融史论于政论的高超技巧,析理透彻的论说方式,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凡尔纳科幻小说汉译经典化的知识生产模式

以凡尔纳科幻小说汉译本经典化策略为研究内核,可以管窥知识生产的社会形塑力是如何与中国科幻文学的世界性生成相联结。权威话语与阐释话语的动态合成、“报”“书”“刊”互补、文化自觉与商业出版整合和译创一体构成了凡尔纳科幻中国化的独特知识生产模式。它促成知识生产中的的各参与力量在复杂社会场域中的协调,将凡尔纳法语科幻小说形塑为汉译文学经典。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中国经典化实质上是其汉译知识生产的系统化,也彰显了中国科幻文学发展进程。

口语诗的发端:论王小龙经典化的可能

王小龙被视为中国内地口语诗的源头,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创作中所呈现的对朦胧诗派坚决的反叛明显早于“第三代”诗人,同时其诗质拥有超前的口语意识、个人关怀和日常化风格,创作成就并不在“第三代”代表诗人之下。然而,这位本应受到文学史重视的诗人却离奇地消失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之中,直到新世纪以来才逐渐被发掘,他的经典化之路应当立足于其口语诗源头的地位,指认其人其诗的真实品质,在摸清他于八九十年代的历史现场被边缘化的原因之后,承认事后指认的艰难,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经典化的路径设想,而在当下诗歌衰落的大潮之下,王小龙的经典化对于如何在诗歌个人化的同时保持对人类共同本质的诗意观照有着独特意义。

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三人谈

魏智琳:经典和经典化向来是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当代文学而言,经典建构的准备工作包括(不限于)文学刊物与出版社的发表与出版、文学批评、媒体宣传、召开相关讨论会、评选文学奖项(包括年度文学榜单)、跨语言译介、跨媒介改编、编写文学史、编纂全集或选本等。但并非所有经典构建活动都必然将具体的文学作品提升到经典的位置,对文学作品经典化阐释并不等同于经典的最终确认。站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指认某些作品为经典,常常因为时间距离过短、人事关系过近而导致太多非客观与不可靠因素的介入。对一些当代文学作品尝试进行尽可能有效的经典化建构,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与新中国文学经典化的生产机制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对新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作用。“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历史主题的偏重、篇目的增删、内容的修改和副文本中亲身讲述式的政治认同强化等现象,是“十七年”时期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生产机制。“建国十年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基本格局,也成为后来“红色经典”的话语源起。

选本编纂与王朔小说的经典化

在王朔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文学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争鸣小说选本、先锋小说选本、通俗文学选本等当代文学选本收录王朔小说的复杂情况,反映出王朔小说被同时代人理解、接受和归类上的困难程度。王朔及其作品的经典化是当代文学典律构建中的特殊个案,是历史与现实、作家与社会、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学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等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

《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与形象嬗变

《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的译介已逾五十载,直至今日仍迸发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不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经典化的典型案例。《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经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逐渐从最初的“环保启示录”单一形象转变为自然生态文学、青少年教育读物和政府官员学习文稿等多元化形象。《寂静的春天》在中国的经典化一方面得益于原作的阐释张力和译作的上乘质量等文本内部因素,另一方面有赖于意识形态的更迭、赞助人的鼎力支持、评论家及知名作家的推介等文本外部因素。

从经典化视角探讨伊玛堪音乐文化的建构

作为赫哲族说唱艺术,伊玛堪经历了由局内人主导进行的自然存在的经典化,到由局外人主导、局内与局外人共谋的被经典化。从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入手,从局内到局外、从传统文本到现代文本两个维度对当代伊玛堪经典化路径进行阐释,探讨伊玛堪音乐文化的建构,有助于对当下伊玛堪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文章从非遗保护、整理研究、传习教材、仪式展演四方面入手讨论了由局外人主导的经典化建构,并从大众筛选、建构认同、走向市场三个层面讨论了经典化建构的文化行为特征。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文本经典化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之所以能从一篇悼念讲话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基本前提是文本书写彰显时代要义、文本内容蕴含经典属性、文本作者具有权威身份、文本学习因应多重诉求,核心方式是将文本写入党的纲领路线、融入党政教育系统、纳入国民教育序列、嵌入公共生活领域。借此过程,不仅文本自身的价值意涵得以深度传播,而且形塑了党的执政理念、建构了党的政治形象、推进了党的理论建设,同时启迪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经典化进路:一是要善于从权威作者处发现有价值的文本,二是要立足时代特征发掘文本的经典意义,三是要善于协同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多重因素,助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生成。

民族歌剧《白毛女》经典化的启示

民族歌剧《白毛女》历经多次蜕变,终于铸就为永恒经典。从其最初酝酿到秦腔《白毛女》试排失败的困境,再到最终成为民族歌剧的杰出代表,这一历程如凤凰涅槃,重获新生。自诞生之日起,《白毛女》便不断地自我完善,经历了延安版-张家口版-东北版-北京版,每一次演变都使其艺术价值得到新的提升。数代演员,特别是主演喜儿的扮演者,传承赓续,开宗立派,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扛鼎的经典。该剧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运用民族音乐素材,在中国传统歌唱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反复锤炼,最终打造成为真正属于中国的民族歌剧经典。

新文学研究的范式衍化、科际整合与“经典化”重铸

目下新文学研究呈现出范式衍化、科际整合与“经典化”重铸的方向及特征。主要体现为:在对“鲁郭茅”等作家经典化建构与重构的进程中,“风景”理论与现代审美意识演进、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语文学回归、社会史视野下的文本读解等路径显现出深宏的诗学涵容。在跨学科、跨媒介、跨语际的复调视野中寻绎“鲁郭茅”研究的多维阐释空间,尤为表现在对现代作家与木刻、书法等关系的考察,于域外汉学、国民教育、大众媒介脉络中的现代作家接受研究等。新文学研究同时展现出文献学转向趋势,诸如文献整理与史料考辨、“材源考”与“阅读史”方法的赓续、对批评史的知识考古等均被纳入研究视域。三条脉络亦彼此质诘对话,织缀起众声喧哗的新文学研究空间。

“异质改写”与元杂剧的经典化

艺术和文学的经典化,与后世新兴媒介艺术对其的改写及改编有密切关联。元杂剧作为元代的“一代之文学”,是中国叙事文学和戏剧艺术领域公认的经典体裁,诞生了大量传世之作。进入20世纪后,新兴的连环画、舞台剧、影视剧等艺术形式当中有大量的元杂剧改写/改编作品,这对元杂剧作品的经典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形式与元杂剧并不属于同一艺术门类,因此属于“异质改写”,其中尤以影视媒介对元杂剧经典化的影响为大。

戏剧评论与《日出》的经典化生成

《日出》作为曹禺最具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乃至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界对于《日出》的论争历经几个阶段:首先在其公开发表伊始,萧乾便邀请众多作家、评论家对其进行评论,加之曹禺本人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作品的纵深研究;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日出》又展开过几次大讨论,这些讨论对其从文本到舞台的经典化生成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关于《日出》颇具价值的学术论争对当下的戏剧评论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