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个坚持”为指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牢牢把握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六个坚持”原则,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规划引领和贯彻执行机制。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要以更高的国家治理水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发展。在守正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统一的制度规则、市场监管方式和市场基础设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和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注重法治对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保障功能,建立完善有利于市场健康运行、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的法治体系。以系统理念把握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联系,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

以需求侧牵引动力 加快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任务,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以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推动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有机结合,以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供给侧的创新升级,还依赖于需求侧牵引动力的持续释放。

抓住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环节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决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目标任务,需要紧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重点带动全局,由点及面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五种经济体制论——经济体制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还是有多种?

经济体制不仅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两种,还有博彩经济体制、论资排辈经济体制和武力经济体制。在社会运行有序时更多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博彩经济体制和论资排辈经济体制;当社会处于无序时,武力经济体制则会升格为主要的经济体制。两种社会运行状态下经济体制在实际应用中又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即当社会总体处于无序状态时,武力经济体制就会升格,同时另外四种社会有序状态下的经济体制还会在部分有序的社会状态中发挥部分作用;当社会总体处于有序状态时,四种社会有序状态下的经济体制就会登场、启动,武力经济体制淡出、隐退,但又会时不时竹笋般冒出来部分作用。社会资源的配置,总是处于五种经济体制的混合作用之下,只是各经济体制所起作用的社会状态、程度或大小不同而已。博彩经济体制、论资排辈经济体制和武力经济体制为何没有同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般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的经济体制,主要是由于比较经济体制研究领域的空白、这三种经济体制自身的缺陷以及其激励机制所蕴含的理念与人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存在冲突、传统认识的欠缺等。

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有利于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实现本土产业链的长足发展。纵观全球产业链发展史,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比较优势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到目前为止,全球产业链共经历了五次重构,依次伴随着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等相应时期后发经济体的崛起。通过研究驱动机制和后发经济体案例,本文发现后发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时,需重点关注核心技术、需求市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等方面,从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基于此,中国应借鉴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经验,抓住目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发展机遇,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以促进产业链升级,不断扩大内需以保障产业链安全,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把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是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新型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有效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西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述评

现代西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起始于２０世纪初，二战之后逐步走向系统和深入，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西方学者对经济体制内涵的研究，从单纯地静态均衡分析或单纯地动态制度分析，发展到两种方法相互融合；对经济体制的分类，从单纯按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分类或单纯地按资源配置的决策和协调方式分类，发展到两种方法的逐步统一；对经济体制环境因素的研究，日益注重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一国经济体制形成、演进、变革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把现代西方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正在引起经济科学的一场新革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类经济体制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社会经济体制的适当调整,是人类文明对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的最新回应。作为人类经济体制文明的崭新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障社会生产的稳定性、引导资本的有序发展、化解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在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时代呼唤下,我们必须坚持持续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方向相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相统一,坚持建设开放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统一,才能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人类经济体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与主要趋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实践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事实: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发展方式出现了从追赶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外部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宽松到日趋复杂的转变,重点工作出现了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实践价值。1978年之后我国在推进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化了对改革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经济改革呈现出从进程启动、到目标确定、到内容完善、到系统集成的深化过程,改革推动发展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为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需体现接续性、精准性、深入性、系统性、平稳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稳中求进趋向是明显的,这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与策略、目标与路径、方向与方法的统一,其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支撑力量。

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人民性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也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梳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这种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使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在建立和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优势得到综合性发挥,但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民性是实现这一综合效应的内在根据。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人民性,继续发挥其具有的独特功能。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围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主题研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历史回顾,分析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关键所在。展望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经济实力、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为此,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分析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及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历程,旨在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及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通过实行“大包干”改革、转变对乡镇企业的态度、鼓励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通过“放权让利”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举措,摆脱了“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激发了企业内生动力。这些成就启示我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要协同发展。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巩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成果的战略之举,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的制度保障。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需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及建议

浙江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众多标志性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要围绕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走深走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统筹设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相继实施,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激发发展动力和创新活力的作用大幅显现。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立足中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伟业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方位,分析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鲜明时代特征及丰富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探讨国有企业在新发展阶段的定位及功能,据此提出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二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三是深化分类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创新;四是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高水平开放。

数字经济时代下经济体制改革与创新路径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创新路径。首先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定义与发展现状,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其次,文章分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与挑战,包括核心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冲击,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了传统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再次,本文详细阐述了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创新路径,包括技术创新与应用、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人才与教育创新。通过国内外数字经济体制改革成功案例的比较与经验借鉴,文章提炼了成功的要素,并分析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最后,文章提出了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挑战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实施包容性增长策略以及强化数据治理等。

经济体制转换与腐败问题

经济体制转换与腐败问题田心铭（北京大学）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有多种复杂原因。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其根源仍然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工作中的失误，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和反腐败斗...

宪政理念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研究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宪政理念由传统走向了现代。本文阐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分析了宪政理念的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宪政机制的要求,以期宪政理念更好的为经济体制转型服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演化及深化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资源配置市场化为主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形成特色鲜明的改革路径,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就。聚焦“为何改、为谁改、谁来改、改什么、怎样改”等核心问题,在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加强对改革的组织领导、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市场化改革等领域呈现清晰的理论逻辑。在所有制“公有+非公”共存共荣、经济运行“政府+市场”互补互促、宏观管理“长短”“供求”协同联动、分配方式“按劳+按要素”并存并举、改革方式“试点+系统”协同推进等方面,形成核心理念与标识性概念,拓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内涵,形成中国自主的经济体制改革知识体系基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锚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从技术进步、禀赋改善、制度效能三大维度纵深推进,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