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裁对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经济体价值链关联、经济体生产距离和销售距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制裁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并基于“台湾地区—内地—美国”三角贸易,考察了美国经济制裁对三角贸易和两岸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两岸价值链关联不断深化,经济体在GVC活动中的生产和销售并未出现明显的“近岸”特征;经济制裁对经济体价值链关联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聚焦于三角贸易,美国经济制裁显著降低了美国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价值链关联,并且促进了两岸价值链融合。最后,文章从创新驱动机制提升两岸价值链关联、以两岸携手嵌入内地内循环应对经济制裁、两岸携手开拓外部市场塑造新型贸易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美西方经济制裁何以低效——基于理论机制与现实案例的分析

美西方对外制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水平。原因主要是:(1)制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受国内利益集团掣肘,对目标国难以造成最大经济损害,政治市场内生着减轻制裁效果的机制。(2)通过国际市场,制裁的经济效果会因第三方存在而被稀释。(3)以联盟方式进行制裁,制裁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摊具有国家非对称性,制裁政策难以得到一致有效执行,达不到预期效果。(4)目标国通过调整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经济运行可产生对冲制裁影响的机制。因此,美西方针对别国特别是大国进行制裁的效果尤其不理想。面对美西方制裁,中国利用非对称优势进行反制的手段越来越多,通过内循环形成自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强,借助外循环产生的稀释作用越来越大。美西方制裁对中国经济发展短期内会产生干扰、带来不便,但是中国通过理性应对可以形成相对有利的新平衡。

ISDS语境下“干净之手”原则之再审视——兼论其与经济制裁的互动

“干净之手”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发展历史反映出其规范定位尚不清晰,原因在于包括ISDS在内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对该问题缺乏系统分析与论证。“干净之手”原则在国内法中的发展及运行表明该规则构成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其本质在于给寻求法律救济之人施加道德要求。然而,ISDS现有实践对该原则的适用及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均存在混乱和偏差,这进一步削减了其与经济制裁互动的现有实践价值。回归国内法理论,会发现各国阻断法规定将可能成为该原则在ISDS中与次级经济制裁互动的中间桥梁。

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豁免例外研究

我国现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否将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纳入国家豁免例外则不甚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国外立法实践表明,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符合国家主体归因属性、侵权行为及其主体在法院地国的双重限制原则,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客体等三个国家豁免例外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在《外国国家豁免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方面,完善国家豁免例外案件的级别管辖,明确外交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或意见的程序,建构国家补偿制度,以保障在反外国单边经济制裁司法救济中的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美国次级经济制裁的行为分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

美国次级经济制裁行为的合法性在国际法上备受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基于当前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全新概念,此理念已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为分析美国次级经济制裁行为的违法性提供了理论指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采用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对美国次级经济制裁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美国次级经济制裁行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人权、发展权以及全球治理观原则上具有违法性,进而得出坚持完善国际人权协商机制,树立“以合作谋发展”的理念,构建新型的全球治理观是一条必经的道路,旨在为推动国际社会向着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利用加密货币“逃避”经济制裁的国际规制——兼论其对中国的启示

加密货币因其特殊机理已成为被制裁方“逃避”经济制裁的理想方式之一,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开始探寻规制利用加密货币“逃避”经济制裁的有效方式。国际监管无疑是打击利用加密货币“逃避”经济制裁的最佳方式,但是由于各国监管理念等方面的差异,目前构建加密货币国际统一监管规则还存在若干障碍。考虑到各国加密货币发展实际以及加密货币监管现状,双边协调应该是目前对其进行规制的现实选择。但长远看,应当构建以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监管体系,同时应发挥FSB在促进国际监管规则统一化方面的作用。作为被制裁方的中国应当探索利用加密货币“反制”他国制裁的可能性,作为制裁方的中国应当预防被制裁方利用加密货币“逃避”经济制裁的行为。

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经济制裁对中俄贸易的影响分析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裁。这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冲击,引发了全球经济震荡。在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不断提升、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扩散、全球一体化影响深入等引发的一系列国际冲突背景下,探讨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对贸易的影响,不仅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为中国有效应对未来可能的经济制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联合国经济制裁人道主义豁免的美国“制造”与“续造”

联合国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就资产冻结制裁规定了统一的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增强了人道主义豁免的标准化和常设性。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极有可能影响美国设计本国人道主义豁免机制,因此美国积极提出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草案,主导该决议的“制造”,并将本国政策实践渗入该决议内容,推动本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国际化。而安理会第2664号决议用语的模糊性为各国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留下空间,美国通过对该决议的解释、执行和内化,持续对联合国人道主义豁免规则进行“续造”,这将塑造国际社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互动。对此,中国应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人道主义豁免的造法进程,完善本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机制,推动从根源上减少经济制裁对人道民生的负面影响。

中美经济制裁立法的比较分析及对策研究

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其依据经济制裁立法对我国众多实体实施制裁,我国为维护自身贸易安全,有效应对其经济制裁,也逐步开始经济制裁立法。我国企业需要面对国内外双重经济制裁立法的要求,首先认识并理解两国特别是美国纷繁复杂的经济制裁法规。从两国经济制裁立法的目的、适用对象、适用行为、权力主体等法理方面和处罚措施、救济措施、解除规定、豁免例外等应用层面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深化理解和认知、熟悉相应规则,有效制定应对策略,降低制裁风险。由于企业一旦遭受经济制裁,很难获得有效救济途径,因此通过构建自身的制裁合规体系,既可实现事前风险预防,也可实现事后减轻处罚的目的。

单边经济制裁背景下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单边经济制裁在全球经济往来中的出现愈发频繁,如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制裁法律成为现实问题,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认定合同履行与承认和执行裁决面临着挑战。本文研究发现,从法律适用理论来看,单边经济制裁适用问题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不清、仲裁庭适用法律自由度大、制裁法与公共政策界限模糊。以下举措有助于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维护国际商事交往环境的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涉制裁专属管辖权与豁免许可制度;参与涉制裁案件审理的仲裁员应明确仲裁地法的重要地位,适当兼顾与仲裁地价值共享国的制裁法;涉外交易个体需重点关注制裁免责条款内容与仲裁地的约定等,仅供参考。

中资金融机构如何防范欧盟经济制裁

欧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以及进行自主经济制裁所涉及的制裁措施种类繁多。对于金融机构的制裁风险管理和国际化稳健经营来说,应重点关注其金融制裁措施和贸易制裁措施。近年来,中资金融机构在欧盟的布局随着中欧经贸交流的深入而加快。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频繁使用包括金融制裁和贸易制裁在内的诸多经济制裁措施,对在欧金融机构的合规经营提出新挑战。本文对欧盟经济制裁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旨在为金融机构制裁风险管理工作提供政策指引和风险防范建议。

论经济制裁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商业主体开始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业务关系,甚至不得不采取措施终止合同,从而产生大量急需通过仲裁解决的商业纠纷。而单边经济制裁对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准据法以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都会带来法律风险,其中,资产冻结制裁限制可能会阻碍仲裁机构收取费用,且在仲裁过程中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进行。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缺乏豁免机制,也容易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仲裁庭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应像法院一样将经济制裁纳入准据法范围。我国法院应坚持支持仲裁原则,审慎采用公共政策保留,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经济制裁的外国裁决。

经济成本视角下经济制裁的有效性

同样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经济制裁,为什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高,而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有效性较低?经济成本理论认为,当经济制裁对被制裁国造成的经济成本较高时,被制裁国做出政治让步的可能性较大,从而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本文提出,在从经济成本转化为政治让步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一个调节变量,即“被制裁国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且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受影响程度有限,使得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美国制裁对伊朗施加的经济成本较高,但制裁严重威胁到伊朗的政治核心利益,使得伊朗难以做出政治让步,导致经济制裁的有效性较低。

经济制裁、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本文利用全球制裁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实证考察了2006—2019年美国经济制裁对目标国企业技术进步路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美国经济制裁对目标国企业技术引进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贸易成本、融资约束、知识流动是重要渠道;美国经济制裁对目标国企业技术引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抑制效应在外资企业、非出口企业以及未获得国际生产质量认证、与美国存在更大文化距离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美国经济制裁下目标国企业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制裁会倒逼目标国企业增加自主研发投入。这种倒逼效应在那些与本土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关联性较高、非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有效应对经济制裁对技术进步路径冲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美国经济制裁缅甸背景下中资企业的风险与应对

自1998年缅甸发生“8888事件”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缅甸长期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政策。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制裁法案与多种经济制裁手段,不仅对缅甸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还损害了缅甸投资贸易合作伙伴的利益。我国企业需要充分了解美国经济制裁对其在缅投资利益的相关风险,采取包括对交易对手进行合规审查、建立制裁风险合规管理体系、运用我国法律法规维权等措施,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或降低制裁带来的伤害,合理合法地维护投资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

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采取经济制裁型政治行为的动机分析——以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为例

在对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动机进行分析时,一般认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动机。在传统的经济制裁理论中,跨国公司并不被作为制裁行为的主体看待。而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众多母国为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停止业务或撤出投资等方式,对俄罗斯的对外军事行动进行抵制、干预和施压。这使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呈现出了类似于经济制裁的新特点,而以往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结合俄乌冲突实际状况,提出跨国公司经济制裁型政治行为的可能动机主要包括三点:及时遏制经济损失,增加无形资产,维护企业经济利益;规避来自母国政府的政治风险;维护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张。未来,非西方主权国家如何应对以西方为母国的跨国公司的这些新行为,将是一个迫近且现实的课题。

单边经济制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性质界定及适用路径

仲裁庭在裁断国际商事合同争议时,高度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前提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强制性规定。为了推行对外政策,部分国家对外采取贸易禁令、金融管制、资产冻结等制裁措施,迫使相关个人或实体改变其政策或行动。迫于次级制裁的压力,当事人常以单边经济制裁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由,拒绝履约并要求免责。对单边经济制裁的定性,存在事实论、法律论、折中论等不同主张。《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9条试图弥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冲突,允许当事人对自身不能控制的履行障碍主张免责。单边经济制裁在外观上具备强制性规定的特征,但其适用需综合考虑仲裁地、准据法所属国、第三国的立场。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问题研究——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4条为中心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实施需要考虑域外适用问题.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域外适用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家利益维护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实现经济制裁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共同要求.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层面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模式应限于典型初级制裁和“非典型初级制裁”,不宜直接采用次级制裁模式.在典型初级制裁与“非典型初级制裁”模式下,域外适用主要应依赖国际法中传统管辖依据的适用,妥当考虑属物管辖原则、效果原则等特殊管辖依据的适用可能及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实施,应建立宽严相济的“原则+例外”实施路径.原则方面,应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机制,建立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例外方面,可以引入个案控制机制、行政和解制度、适用豁免制度、权利救济机制,保证实施的灵活性.这一路径有助于在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中调和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实现经济制裁的最大目标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