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1—2022年间我国西部地区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强,其次是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采用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发现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也较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科技创新和居民消费水平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但这些作用相对较小。

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虚拟集聚,这一新型空间组织形态也为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契机。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对虚拟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等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后,通过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给定假设下,虚拟集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起到差异性的促进作用,虚拟集聚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根据所得研究结论,提出发展虚拟集聚以促进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通过综合考虑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两个因素,探究如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影响,能够改善环境状况、提升技术水平和促进创新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活跃度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5个城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城市中,数字经济的正面作用更为突出。同时,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和科教资源状况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具有差异性影响,市场化和科教资源水平较低的城市受益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提高创新活力,从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结论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对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4年、2017年、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效用性和数字化四个维度计算各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探究与各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与较低的国家之间差异较大,且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有很大比例是高收入国家;(2)数字普惠金融、城市人口比例能够显著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对我国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及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金融资源配置、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248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结合2004—2017年我国248个地级市数据,构建多种面板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和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及其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呈现区域性差异特征,即东部地区现阶段经济增长质量在“U”型曲线右侧,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现处于“U”型曲线左侧;金融资源配置不仅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还通过作用于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间接影响。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配置效率大幅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同时,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影响作用。金融资源配置与环境规制的互动也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并且对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本文引用熵权TOPSIS法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2012—2021年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兵团的经济增长结构、经济福利水平、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创新素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六个维度及对应的29项基础指标出发,进一步探索了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对兵团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深入测度评价。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兵团经济整体运行质量较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2012年的30.91增至2021年的55.91,兵团经济总体持续增长,但兵团依旧存在产业结构不完善、产业链条较短、产业价值层次低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需通过产业融合与产城融合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平衡民生支出与科教发展贡献比例,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优化资源消耗与治理路径,以增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通过进一步兵地融合发展,为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仅供参考。

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山西省的测评及推进路径

通过测度山西省2010—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选取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绿色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素质五大指标,并逐渐将其具体细化,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综合指标进行测评,为实现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对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量分析更易全面客观地掌握经济运行状态,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意义颇深。

吉林省长白山地区林下经济增长质量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发展林下经济是我国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举措。本研究基于2011—2018年吉林省长白山地区重点国有林场数据,探讨吉林省长白山地区10个县级空间单元的林下经济增长质量时序变化,评价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相互作用,同时构建“地理—经济”距离下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2011—2018年,吉林省长白山地区各个空间单元林下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高增长质量区以抚松县为代表,集中连片分布于中部地区;中增长质量区紧邻高值区分布;少数低增长质量区零散分布在边缘地带。空间相互作用力呈现网状拓扑结构,强弱分布与空间等级分布一致对应,即高增长质量区之间具有强空间相互作用力,低增长质量区之间空间相互作用力弱。本研究选取了5个影响因素,即资本投入因子、产业投入因子、经济结构因子、福利投入因子及环境投入因子,影响因素均纳入“地理—经济”距离下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分析,得出经济结构因子对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最有效,资本投入因子为阻碍空间集聚效应的最显著因素。最后,本研究根据时空分异特点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区别,提出吉林省林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提升路径。

金融集聚、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理论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我国2001-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金融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金融集聚能够提升东部、中部地区以及制度质量较高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对西部地区和制度质量较低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机制研究表明,消费升级是金融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服务应以消费升级为主导,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同时金融体系内部要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多层次、多网络且与实际情况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

教育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已进入“后4%时代”,优化教育投入结构,提高其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是教育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前提。在厘清教育投入结构及其与产业结构交互作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上,以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表征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偏向高等教育的教育投入结构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却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了负向影响;教育投入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为发挥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应持续优化教育投入结构,通过教育投入引导创新型人才和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不同层级人力资本的需求。

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质量

为改变知识产权发展“大而不强”的局面,我国从2012年开始逐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范围。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2006—2018年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改变以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力度的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三线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作用更大。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PVAR模型,考察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明显,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税降费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有待强化;中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有待增强;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效应,持久性不足。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质量提升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源头基础和新生动力。基于2010-2020年中国272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爬虫数据和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质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和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拓展性分析发现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城市、一般地级市和规模较小城市更为明显。因此,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互联互通是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新基建如何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结合“宽带中国”战略与2010-2019年城市经济数据,基于PSM-渐进DID模型与IV回归方法,首次从准自然实验视角实证探讨了以宽带网络为基础的新基建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平均影响、中长期影响、异质性影响与内在机制。本文发现,新基建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该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同的城市和规模不同的城市之间,新基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差异显著。内在机制方面,从经济增长动力、增长结构与增长成果三个视角,新基建能够通过发挥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消费刺激效应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手段,以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13—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文化产业集聚测度模型及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分析了文化产业集聚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时空演化趋势,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文化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文化产业集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文化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其影响效果因文化产业类型不同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是我国经济增长活力较强的地区之一。文章采用2011—2020年的数据,以熵值法分别确定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得分,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科技金融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作用,文章提出政府应全面促进科技金融供给能力的发展、企业应加大创新投入力度、金融机构应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国际贸易网络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但在很多行业、领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受制于价值链主导者,迫切需要重构当前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提高自主权力。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城市数据,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检验不同性质国际贸易格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际贸易网络整体密度提升对经济增长质量有积极作用,俘获型网络权力集中程度提高、内部分化程度下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消极影响,以“一带一路”为例的自主型贸易网络作用则与此相反。研究结论为中国积极构建国际生产分工新秩序、坚持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战略提供了支持性依据。

促进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发展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持续深入,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质量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都是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促进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发展为中心,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质量与公共管理创新的内涵,探索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目的在于巩固经济增长质量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发展探讨

文章对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增长质量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创新现状加以阐述,提出着重创新公共管理理念,深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高公共管理服务效果以及管理体制创新,强化公共管理监督等对策,以期实现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发展目标,同时利用协同发展优势,助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