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焦点变迁与演进规律

中国为发展数字经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目前已形成较完备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规范与引导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了揭示不同时期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变迁的演进路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本文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对1977—2023年国家层面颁布的数字经济政策展开文本挖掘与政策梳理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数字经济政策历经萌芽、信息化、“互联网+”、数字经济四个演进阶段;②政策发布数量阶段性差异明显,总体呈现波动性增长,政策发布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③政策焦点具有阶段演化性,随着国内外信息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国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在关键历史事件推动下,数字经济政策重点从基础生产制造逐渐转向研发与应用。

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融合与制造业企业绩效提升——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从嵌入式服务化和混入式服务化的双重融合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企业绩效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2008—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嵌入式服务化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但在区域分布、所有制结构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化转型能够抑制混入式服务化中制造业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强数字化转型对嵌入式服务化的推动作用和对混入式服务化的抑制作用。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

近年来企业“漂绿”现象屡见不鲜,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文章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样本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处于“U”型左侧,发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环境认证、媒体关注和高管环保认知可以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漂绿”行为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认识,也从外部宏观波动的角度为规范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见解。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化与企业影子银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影响是否一成不变?考虑到2008年后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财务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影子银行;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影子银行。这种阶段性差异形成的原因在于经济过度金融化造成了企业影子银行与实体经营活动之间关系的转变,并主要通过运营资产传导。第二,经济金融化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影子银行的差异性影响。第三,经济过度金融化形成后,具备融资优势或处于经营弱势的企业更易从事影子银行活动,且两者对于企业影子银行的扩张效应具有叠加影响。本文对于从根本上解决影子银行风险问题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

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银行业需承担应对经济衰退、化解银行风险和实现经济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责任。本文利用MVMQ-CAViaR模型测度了2008—2021年所有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构建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在投资者情绪转换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边际效应结构变化。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具有显著的区制转换效应,使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多重传染的净边际效应,以指数转换模式发生结构变化。据此提出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投资者要保持理性情绪以及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为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银行间溢出效应,采用基于LASSO-VAR的广义溢出方差分解模型构建银行风险传染网络,识别银行风险传染网络中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其次结合BK溢出指数,从频域的视角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大型商业银行的节点重要性有所上升,高频时的网络结构更加紧密。对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说,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提高银行风险。研究结果为我国银行业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智能化转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创新——基于创新动机视角

智能化转型是推动数实融合、加速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采用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从创新动机视角出发,考察智能化转型对制造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效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调节机制及多维度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创新,且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处理后保持不变。进一步将智能化转型分为智能化转型广度和智能化转型深度进行分析,发现前者具有促进效应而后者具有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智能化转型和企业创新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总体上会弱化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谋求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反而能增强智能化转型对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果。异质性分析显示,处于生命周期衰退期阶段、高人力资本结构及国有股权性质的样本企业,其智能化转型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而企业应着眼未来,以实质性创新打造长期竞争优势;政府应稳定政策预期,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政企双向奔赴,方能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向纵深发展。

绿色金融、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以2007—2022年间36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成本效应机制、流动性机制、跨期风险三个方面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绿色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正相关关系,绿色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而削弱绿色金融增长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但是减弱作用有限。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初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在推动我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和农业经营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政策的讨论都被置于经济学研究范式下,集中于产业经营和利益配置等内容,从而忽视了对其社会性内涵的发掘。从社会政策的研究视域出发,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政策蕴含了发展性、治理性和保障福利性等社会政策内容,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独特的社会性意蕴也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体化时期的初步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期间政策中家户主义过度凸显导致的社会性衰解,再到新世纪以来乡村振兴背景下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重构复归的阶段演进。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农村集体经济政策之社会政策蕴涵的回应既是我国集体制传统构建完善的本质所在,也是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内在需求。

数字经济政策冲击推动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06—2021年全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经济政策冲击对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推动了能源效率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强绿色创新和促进金融发展来提升能源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有效推动老工业基地能源效率提升,但对非老工业基地的影响不显著;该政策能有效推动一二线城市能源效率提升,但对其他城市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能源效率提升还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区域的能源效率提升具有带动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公司融资和创新活动受阻,公司采取适当的信息披露策略有可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在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司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调高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可吸引更多的证券分析师关注,使公司信息环境得到改善,进而降低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公司从外部获取融资的能力。我国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准则范围内充分发挥研发支出资本化的信息传递功能,以增强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把握好自身发展的机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时变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产生正负向交替变化的非对称影响。基于计量模型从我国入境旅游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视角,考察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1997—2021年省域层面的入境旅游流量和收入的影响及时变效应。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和流量均独立存在负面影响,且前者更为显著。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在响应方向、强度和时长方面均具有显著差异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采用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测算银行系统性风险,并构建MS-VECM模型,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误差修正作用;该长期均衡及其锚定调整下的短期误差修正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制结构变化;收敛、稳定与扩张三个区制状态都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羊群行为的影响

基于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数据,运用CCK模型对羊群行为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2020年以前的市场交易中不存在较为明显的羊群行为。但此后尤其是行情下跌的交易日中,羊群行为比较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水平的提高,羊群行为随之增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随着宏观环境波动,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大,其对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以及渠道机制值得关注。基于沪深A股2013—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经验证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具有积极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在投资者保护度较低、非国有企业以及企业成长性较高时该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客户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整个路径和前半路径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由此,提出政府应考虑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引导企业建立风险应对机制、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金信用机制等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成本,加上“外国劣势”的影响,投资者会减少对外投资,从而使国际资本出现本土化倾向的异常流动。采用24个发达经济体、25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05年第三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分为外逃、撤回、激增、中断4种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样本期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异常流动少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资本外逃和激增的概率,并增加资本撤回和中断的概率;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发达经济体4种异常流动的影响都显著,而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只显著影响了资本外逃和激增;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影响其他投资的4种异常流动,并显著影响直接投资的外逃和激增、证券投资的外逃和撤回;金融开放水平较低时,金融开放会强化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影响,但当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显著。因此,应建立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监测平台,完善国际投资监管机制,并积极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非对称波动——基于投资者预期视角

选取2011年1月至2022年3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及投资者预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相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且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即在宏观经济状况较坏时的波动更大,投资者预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鉴于此,应针对不同宏观经济状况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提振投资者信心,避免形成人民币不良变动预期,预防人民币汇率的过度波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ADB-MRIO)数据库,本文构建了2008~2020年的亚太价值链重构指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发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推动了价值链参与度由全球向亚太区域重构,该影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渠道起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制造业中尤其显著。互联网发展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促进效果。鉴于此,中国应稳定经济政策更新频率,加大产业体系安全保护,加强互联网建设,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