唃厮啰政权与周边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兼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唃厮啰政权在西北民族经济发展、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为视角,梳理了唃厮啰政权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认为唃厮啰政权交通之便利为各民族密切往来构建了空间桥梁,并在与周边频繁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夯实了经济与文化共同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阶段的历史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生动过程,可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规范英语公示语 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英语公示牌已进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仍有很多的英语公示牌还不够规范和准确,影响了我国外对经济文化交流。本文将阐述规范英语公示语的意义及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两汉时期很多中原商贾经边疆郡县,再出入关塞,驱赶着牛车往来转输货物,经商贸易。匈奴商胡贩客日款塞下,骡驴驼马衔尾入塞,还常有渡越天田者及逃亡人员出入。汉朝对出关物品虽屡申律令限制,但仍阑出不禁。汉简的记载与正史内容吻合,匈汉经济互为补充互相依赖,风俗文化互相影响。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繁盛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并得以巩固的强劲纽带。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联系。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的部分。早在唐宋时代 ,随着福建的开发与发展 ,福建的沿海港口迅速崛起 ,并频繁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邻的日本进行交流 ,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作一探讨 。

中印经济文化交流新观察——兼论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意义

文章立足当前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形势,分析了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中国和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所带来的重要机遇,认为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将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和谐发展。

唐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中缅经济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缅甸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双方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音乐、佛教上都有往来关系,特别是双方的音乐文化有较深入的交流,使得中缅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这种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双方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工艺美术看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宋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极盛。工艺美术堪为解读两宋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成就及其成因的独特视角。两宋时期,城市市民生活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内工艺美术发展到很高的成就。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海上交通的便利成为宋代扩大对外商品输出尤其是工艺美术品输出的有利因素,工艺美术品遂成为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清代旅蒙晋商与蒙汉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晋商称霸商界,几乎垄断了北方边境贸易,对促进蒙汉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

唐初中印经济文化交流述略

在唐初,中华文明盛况空前,繁荣、开放、自信,成为名副其实的盛世。加之唐初中印交通空前畅通,在佛教交流的推动下,中印交流在这一时期达到中印古代交流的鼎盛时代,探讨唐初时中印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并分析研究其中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动力,借鉴其给我们所留下的成功经验与历史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新背景下佛教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交流与影响分析——以贵州弘福寺为例

佛教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当今条件下它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功能及其活动 ,对周边地区和群众群体产生重要影响 ,形成圣俗二界经济文化互动与整合 ,有利于佛教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 ,应重视和肯定 ,贵州弘福寺即为成功典范。

毛泽东关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思想探微

从毛泽东关于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成果看:我们要与所有的国家进行经济(包括贸易、引进外资和劳务输出等)文化交往,要超越社会制度,要坚持独立自主,树立民族自信心,有分析地学习外国经验,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等原则。其不足之处是:未把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放在战略地位上;对自力更生作了片面理解,使我国长期闭关锁国。

论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通过长期的交往,唐蕃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不断增强,大大增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谊。唐蕃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有两个渠道,即官方与民间,本文旨在重点讨论唐蕃之间官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

早在夏商时代,在富饶的巴蜀大地上,就已诞生了古代文明。近年来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早商时期城址的发现,中晚商时期大型青铜雕像群、金杖、金面罩的出土,正是巴蜀文明形成的几个重要表征。古代巴蜀不但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和城市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至少从商代起,就发展了与南亚和近东文明的关系,成为中国西南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交通史等研究;特别将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到公元前一千年代末的一千多年之间,欧亚几大主要古文明频繁的接触和往来,对于世界文明联为一体的最初萌芽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古代中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胞波情谊深厚。 公元前122年的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国,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这种布也称为“白叠”。《史记·正义》说:“白叠,木棉所织”。《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永昌郡(驻今云南保山市。辖境包括今德宏州在内)有“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再往后到晋朝时期,郭义恭《广志》说:“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花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从西汉时期张骞在大夏(阿富汗)见到的蜀布(白叠)到晋朝时期汉族了解到来自永昌郡(驻今保山市)的“桐华布”,都是棉织品。从公元前二世纪末的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四世纪的晋朝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便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蜀布”

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缅经济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西南地区对外交往的重要陆上通道,也可能是中国通向外国最早的陆上通道。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对这一商道的研究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和注意。但是,长期来,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条商道研究不够。国内已有的研究偏重四川、云南一段,较少涉及缅甸和印度一段,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更缺少研究。上述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而最突出的问题是资料贫乏,分散在有关国家历史文献中的不多资料难以收集,加之,这一广阔地区地下发掘甚少,因而严重地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论东汉时期长城内外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汉初年,北方的匈奴又逐渐强盛起来,并与自称为刘氏子孙的地方割据势力卢芳等相勾结,经常侵扰北边诸郡。当时东汉光武帝,因刚即帝位,“未遑沙塞之外”,即无暇顾及北边,故对来自塞外匈奴与卢芳等地方割据势力的进攻,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利用秦朝和西汉在北边修筑的长城,以资固守。如建武元年(公元25年)。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占城经济文化交流

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至明宣宗宣德七年(1433)期间,曾经统领船队七次下西洋,①先后到过占城、爪哇、暹罗、满刺加、锡兰、竹步等二十多个国家。郑和出使西洋,对于中国与占城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元代南方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重建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代的南方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汉族以外,还有壮、土家、苗、瑶、回回、黎、侗和高山等几十个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之势。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土司辖区内封建领主制居主导地位。在统一的形势下,各族民众相互学习,共同斗争,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推动了南方民族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