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经济秩序法益的应然类型与刑法保护

我国经济刑法以经济秩序作为保护法益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方面,秩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模糊性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秩序管理”为本位的残余观念为秩序法益带来诸多诟病。另一方面,现有通说及刑法规定未能科学合理地对不同类型经济秩序加以区分并分别阐明其正当性及保护方式。对此,应当结合我国刑法的实际情况,在肯定秩序的法益价值前提下,将经济秩序法益划分为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不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及混合型经济秩序法益。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以保护个人法益为核心。不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区分为国家型和社会型两种,前者的正当性根植于宪法中,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后者的正当性基于主体间的自发自生秩序,以保护制度信赖为关键。混合型秩序中个人法益、实体性法益与秩序法益的地位相当,在保护方式上应当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到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中国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盟国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始于1943年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其后又历经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最终搭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起,中国参与了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全过程。虽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但中国仍在若干重要规则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建言,尽可能为工业落后国家争取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中国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权得益于政治上的四强地位。

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思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决定》还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经济秩序重塑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和徐州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农村电商也逐渐兴起,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对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电商发展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南京市和徐州市的电商发展情况进行调查,总结出农村电商对乡村经济秩序有以下影响:农村电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变传统农业形态;提升农民经济生活水平。指出农村电商现阶段存在可持续发展难题和亟需人才困境。分析探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利益平衡,反哺乡村振兴。

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本文试图揭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经济秩序与经济安全

本文对经济秩序的定义与内容作了考察,提出了“经济安全”的新概念,认为要用经济安全程度作为衡量经济秩序好坏的根本标准。文中指出了危及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概括了缺少经济安全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几种行为方式。认为经济秩序建设是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结合部,应从经济运行规则的确立与实施两个方面推进经济秩序建设。

所有制·经济环境·经济秩序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根本办法,我认为,在于改革国家所有制。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是造成经济环境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官倒”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解决通货膨胀和“官倒”就需要改革国家所有制。 ①投资膨胀、基建规模过大导致通货膨胀。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 保障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与行政审判业务培训班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为贯彻落实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依法保障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法院决定举办这次培训班。现在,我就人民法院如何在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讲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深刻理解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 按照中央部署,从今年起,在“十五”期间,全国将大力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就是要全面展开,突出重点,标本兼治。

经济危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本文以国家和市场为动力,以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主导思想三个关键变量为维度,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分析框架,并在这一框架指导下考察二战后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深入探讨国际经济秩序在国家和市场双重力量推动下演变的原因、路径和趋向,以期发现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

惩戒制度与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自利动机是经济领域违规违法行为盛行甚至“前赴后继”的基本诱因,而违规违法的财富效应强化了这种激励。惩戒制度不健全,则客观上营造了一种环境,助长人们对违规违法低成本高收益的心理预期。激励过度与惩戒不力并存的制度特征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违规违法行为盛行的根源所在。惩戒不力降低了违规成本,从而使得违规盈余增大,诱致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败德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定位及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体量逆市上升，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量跃居全球首位，我国与外部深度融合，外部经济体波动或者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都可能对我国造成巨大影响，我国必须加快对外谈判以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危机以来倡导贸易自由化的美欧发达大国率先挑起贸易保护，“中国威胁论”等持续升温，我国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

国际经济秩序“导向”分析

以"导向"为标准,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过程可大体分为"实力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公平价值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三个发展阶段。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实力导向的,虽然法律规则并非不起作用,但缺少约束国家行为的多边国际法规范。二战之后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了规则导向,但这些规则依然是相关国家实力博弈的结果。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应以法律规则为支撑,但支撑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规则应体现公平价值。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将引导国际经济秩序逐步走向公平合理。

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

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力图阻挠或扭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潮流的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这类学说虽然激发了一些新的有益思考,却确实造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混乱。建立NIEO乃是1950年代以来全球弱势群体数十亿人口争取国际经济平权地位的共同奋斗目标,当代中国人应当全面、完整、准确地加深理解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将中国在建立NIEO历史进程中的战略坐标和基本角色,定位为旗帜鲜明、言行一致的积极推动者。中国理应进一步发扬传统的具有独特内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成为建立NIEO的积极推手和中流砥柱之一。总之,中国人务必保持清醒,谨防落入上述各种"时髦"理论的陷阱。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公共理性·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公共理性宰制性地位的确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公共理性精神、公共规则、公共权力所构成的公共理性 ,其价值核心是经济民主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

区块链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基于全球正义经济秩序构建的视角

由于受到制度惯性、路径依赖和治理霸权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全球经济治理难以有效地适应当前全球社会的发展现实,即目前的多中心化趋势与之前的中心化结构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进而导致了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不断扩大。数字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金融解决方案的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作为一种具有框架性的底层技术,区块链能够利用加密链式区块结构、点对点网络、分布式算法和数据云端存储等技术,来构建自信任生态、多元融合机制以及开放的协作系统,进而能够实现多中心化架构与分布式网络的构建,并有效地推动全球正义经济秩序的构建。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理论、产业结构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应及时抓住技术发展的机遇,加快区块链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底层技术的开发,并推动相关技术发展的开源与共享,进而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上实现新的开放性合作语言,为全球多边合作的实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碳排放博弈与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

人类活动导致碳排放急剧增加,从而导致地球气温上升。按照现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速度,在21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将达到将近1000ppm。世界各国合作从现在起到2050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额将不超过8000亿吨。如果发达国家在1990年水平上碳排放减少80%,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会维持在450ppm。在2050年以后,全球进一步合作继续减排,到2100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则将维持在540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