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政府类型剖析

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政府的重要目标。为此,就需构建扶弱性政府,而这又需构建与市场谈判势力对称的社会结构,以此削弱市场谈判势力强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增强市场谈判势力弱的利益集团的非市场谈判势力。

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困境与中国经济增长转型

现如今,世界经济出现了"三低状态",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世界经济的"三低状态",分析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困境,同时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贡献,包括中国市场维护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大宗商品,降低了生产成本;中国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为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等。通过论述以上内容,来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经济转型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9个省、区、市1987—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长期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行财政分权制度以来的激励机制强化使然,地方政府作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生活,通过采取多种方式努力吸引和扩大投资;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之间还展开竞争,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改善了投资的政策环境,也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生成与发展,从而较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对本级经济发展成果独享意愿明显增强,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行政性垄断手段层出不穷,国内市场分割严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倒U型影响。这表明短期内地方政府有激励实施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然而,长期来看,行政性垄断不利于全国整体市场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政治租金的获得必然以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为代价。

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效应研究

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技术,从动态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我国技术进步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以及这些冲击在GDP长期走向中的解释能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任何一个冲击都有正的反应,但在这些变量中,资本投入和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技术进步的解释能力要弱一些。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长期增长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长带来新气象。经济总量稳中有进,经济质量得以提升,经济活力快速增强,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在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改革还存在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经济运行风险上升。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长期增长的活力。具体看,应以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深化国企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双向开放拓展经济增长的外部空间;增强市场主体对未来的正面预期。

夯实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高度重视经济风险,重启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短期因素包括疫情、汛情、短期能源市场的中断等。但是在这些短期因素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很多的长期经济运行的风险,比如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来。明年经济运行风险面临三大国际风险.

研发强度、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使用1998—2010年26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经济周期各阶段与长期经济增长对研发强度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同时期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研发强度呈增长型周期特征,而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呈逆周期特征;长期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研发强度有负向影响,而对发展中国家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研发投入水平不同的国家,研发强度周期特征也存在显著差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我国研发强度逆周期变化,然而经济扩张对我国研发强度的负向影响力度更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持续的经济波动对研发强度具有更大负效应。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种长期观点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及国民财富水平的迅速提升都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浪潮息息相关。展望未来10～20年，中国将有近10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任何角度讲，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规模都将孕育新的机会，并必将成为未来中国长期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宏大主题。一定程度上，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领跑全球，关键就在于发展中的城市化主题。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生态资本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外部性视角

增加生态资本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是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基于生态资本外部性视角,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生态资本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资本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潜在渠道有两个,一是生态资本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二是生态资本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丰富的生态资本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生态资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生态资本的这一外部性特征得以实现。

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高速的长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为本世纪的前20年的增长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当年的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本文通过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可能、趋势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解说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并且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因而合适的财政政策在长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国要保持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增加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技术进步。

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人口因素：武汉的经验

人口控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武汉市1950-2006年的经验表明,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人口、社会劳动力与GDP始终存在正向关系,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并不必然为正。人口增长没有拖累经济增长。促就业、保增长可以采取更开放的人口政策。

收入不平等、“公共支出结构偏向”与长期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已成世界性趋势和难题,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引发的政策转向正在撕裂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收入不平等也不断加剧。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为探究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提出收入不平等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公共支出结构偏向"机制:一个国家(地区)收入分布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部门分裂,不同阶层、部门为了公共支出合意结构而竞争,迫使政府削减必要的但不被关注的支出,而这可能降低社会治理能力,进而危害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初始程度显著降低长期经济增长速度;收入不平等初始程度显著影响"公共支出结构偏向",进而显著负向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分散化显著降低"公共支出结构偏向"。

制度、企业家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也即企业家的创造力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鲍莫尔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企业家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长期增长理论和鲍莫尔的理论加以整合,弥补了二者单向因果决定论的缺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制定科学的游戏规则,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使经济体步入良性增长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互动机理研究

通过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构建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图,最终提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中的公共投资因素——基于1489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

根据对北京等7个城市的1 489份调查问卷分析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的公共投资问题,发现制约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为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公共投资最主要作用是引导战略产业成长,公共投资最应该投向的领域是"科教文体卫"等公益项目,公共投资与GDP最合适比例应在10%左右,公共投资最应该发挥的是社会福利效应等,并提出提升公共投资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相关政策建议。

增长目标“加码”会抑制地方长期经济增长吗?

本文检验了地方增长目标“加码”对地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和局部投影法的实证检验发现,地级市当年制定的增长目标相对于省级的加码幅度增大,在此后的1—3年内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增长率,但会对其之后6—10年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理论和机制分析表明,设置加码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短期、轻长期”的逆向激励效应,引导其更多地安排短期刺激资金,降低具有长期增长促进效应的投资,最终对地方长期增长潜力产生抑制效应。据此,本文认为,应弱化GDP增长目标的硬性约束作用,激励地方政府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合理增长目标。

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理论分析和趋势研判——基于生产要素边际产出贡献的视角

利用长期生产函数,通过分解劳动、资本、技术三个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度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对中国1978～2010年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中国经济前30年处于高速增长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未来资本深化和均衡增长阶段,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对GDP增长率贡献作用将逐渐衰减,中国合理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7.5%～8.5%之间。中国正在发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主张再度实施激进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应抓住机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经济的均衡、稳定、持续发展。如果说,在此之前的经济增长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今后我们将"在解决问题后谋求发展"。

李约瑟之谜与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

在经济史文献研究中,李约瑟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在技术等各方面曾一度领先,直到16、17世纪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迅速衰落,又在改革开放以来重新崛起?是什么因素导致一国出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文章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在众多的经济变量中分离出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期对此类文献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